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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的洗禮——中國底層調查與維權親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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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子:逆流而上的诗歌河豚 ——读张嘉谚《中国低诗歌》

逆流而上的诗歌河豚
   ——读张嘉谚《中国低诗歌》
   /棵子
    (一)文学之流
   水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事物,它的流动性塑造了它源远流长的冒险表情。地球上的生命最初是在水中出现的。水是生命的源泉。人对水的需要仅次于氧气。如果不摄入某一种维生素或矿物质,也许还能继续维持几周或带病活上若干年,但如果没有水,人却只能活几天。水是所有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体细胞的重要成分是水,占成人体重的60~70%,占儿童体重的80%以上。作为至关重要的生命载体,水一直在人类精神深处占据着神圣的主宰地位。在中国甲骨文化里,关于水的独特描述(象形文字)赋予了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和整体观。一个由具体的“水”(水,准也。《说文》)发展而来的抽象语义——潮流——开始义无返顾地开展它有关“传统”或“派系”的美学叙述。
   文学艺术是这一传统水脉永不干涸的精神堤坝。起初,文学出示的是一张暧昧不清的文化面具,它与历史、政治、礼乐、民俗等发生的一系列精神纠葛就初步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学雏形。道德在这里占据着主脑地位。所谓道德,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难想象,道德如果缺席必将取消文学的世俗合法性。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文学艺术都无可避免地被打上色彩鲜明的道德胎记。它好象神明的代言人一样时刻启示作家,文学所要处理的精神事务就是重新整理人类生存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正是因为它深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见证着一个朝代甚至一个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风貌。由此,《红楼梦》堪称千古经典,它有效地处理掉了那一个时期复杂繁琐的道德事务。
   现代主义的横空出世是以“背叛”和“解构”的姿态登上文学舞台的。波德莱尔,这个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以他一系列理论和创作(《恶之花》)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他的诗集《恶之花》仿佛一个锐利的闪电,撕破了浓厚沉重的传统阴云,提供给人类一个全新的文学视角。“审丑”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范畴。从此,“崇高”的传统文学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道德审判。一个“崇低”的文学风暴开始悄悄酝酿。毫无疑问,人类文学至此遇到了一个无可回避的分水岭。
   既然是分水岭,那么,与传统文学分享“主流”的现代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文学之河的一条分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学身份,现代主义极力摈弃传统文学的反映论和道德叙述,从而转向感官叙述和内心冲突。一个不再相信眼睛的文学时代似乎来临了,人们只相信自己的内心感受,甚至连自己的内心感受也值得怀疑。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就是最生动的例证。事实上,专注于感觉(内心)叙述的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一次深刻的文学分裂,它与专注于道德叙述的传统文学一样,都是人类生存境遇发生巨大变迁的精神产物。因此,站在文学之河的源头俯瞰,无论传统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它们都不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优越身份。文学之河浩浩荡荡,支流纵横交错,这些派系均为平等的多元共存。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给历史算帐就只能取个整数。面对支流复杂的文学之河,我觉得我完全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判断:要抵达文学的完美天堂,道德叙述与感觉(内心)叙述仿佛两个不可偏废的翅膀,它们必须实现有效飞翔的有机结合。
   在中国文学秩序高度混乱的世纪之初,我很幸运能够遇见“诗性正治”这道绚丽壮美的诗学曙光。它将“精神指涉”和“世俗指涉”视为不可或缺的艺术因素,把感觉(内心)叙述和道德叙述有机地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文学(诗歌)版图上:
    从更深层的意义看,诗性正治中的“诗性”,指的是“诗意化的精神性”。“诗性正治”这个概念的有机性在于:如果说,“诗性”偏重于诗人精神人格的内在修养,“正治”则偏向外向性的世俗指涉;于是,诗性正治便将“崇高”与“崇低”,“内圣”与“外王”统一于一体。(张嘉谚《中国低诗歌》 第133页)
   张嘉谚,这个在中国诗坛默默耕耘的老一辈,他所提出的“诗性正治”诗学主张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大贡献。诗性正治为一个民族的文学迷津指明了新的方向,特别是在当今这个言论环境里,更显得凤毛麟角和刻不容缓!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嘉谚还“洞察”了诗性正治的“源远流长”:
    “诗性正治”来源既久,亦将长远绵延。即使民主社会真正确立,诗性正治仍会继续更宽泛,更细化地展开对社会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警醒、批判与提升。(张嘉谚《中国低诗歌》 第134页)
   这明确表达了诗性正治并非某些人所误会的那样是一种政治操作或思想煽动,它的最终使命并不是什么“民主社会真正确立”,而是“对社会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警醒、批判与提升。”这是诗性正治作为一家之言(诗学)最恰当的精神阐释和艺术定位。
   (二)诗歌河豚
   
   河豚鱼又名气泡鱼,古名曰鯸鲐,别名称鲀鱼、辣头鱼、气泡鱼,在江浙一带叫大玉斑、小玉斑、乌狼等,在广东一带名鸡泡、乘鱼、龟鱼,而在河北附近则称腊头。学名有Fugn rubripes T&S(红鳍东方鲀)Fugupssedommus Chu(假晴东方鲀)Fugu obscurus Abe(暗纹东方鲀)三种, 属硬骨鱼纲,是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在我国各大海区都有捕获,其中假睛东方豚经常进入长江、黄河中下游一带水域。一般于每年清明节前后从大海游至长江中下游。在我国,河豚鱼有30余种,常见的有黄鳍东方 、虫纹东方 、红鳍东方 、暗纹东方等,其中以暗纹东方产量最大。一般体长70--500毫米,其中红鳍东方豚已见最大体长为750毫米。 河豚鱼味道极为鲜美,与鲥鱼、刀鱼并称为“长江三鲜”。
   味道鲜美、形状丑陋的河豚与新鲜生猛、粗鄙刻薄的低诗歌有着极其相似的生物特征或生存方式。河豚作为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生有毛发状的小刺,皮肤粗硬,牙齿锋利,而且一些内部器官还含有一种能致人死命的神经性毒素,这分明是以“崇低”、“审丑”为主要特色的低诗歌的真实写照。在漫长的文学之河里,新发现(命名)的低诗歌现象其实就是这些早已客观存在的诗歌河豚。只不过此时它们在大海一样自由的网络社区大量繁殖(发展)和成群迁徙(活动),所以才终于被一些独立自由的新锐批评家所捕获。这一理论捕获显得意义非凡。张嘉谚就是其中一个最有激情、最为清醒的理论捕获者,他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将低诗歌现象学术化,换一句话说,就是为低诗歌在当代诗歌语境里争取一席合法地位,可谓用心良苦,也可见,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话语权的争取还十分不容易,话语革命仍是其必经之路。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之河里,丑恶书写就好像喧哗的浪花一直沿着河床奔腾不息。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只要存在着善美叙述,无可避免地也伴随着丑恶书写。例如《诗经》,里面有着大量的歌颂劳动者的勤劳善良和爱情的纯洁美好的诗句,也存在着不少揭露统治者贪婪无耻的篇章,其中以《硕鼠》最广为流传。老鼠作为一个丑恶形象就这样爬进了诗歌经典,堪称诗三百光辉的一页。除开素有现实主义之称的《诗经》外,开浪漫主义之风的《离骚》在表达诗人的坚贞高洁之余,也塑造了不少谴责奸佞小人的丑恶形象。如毒草、恶鸟等。诗歌外,四大名著里面,关于丑恶形象的塑造和批判更是俯拾皆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大量妖魔鬼怪的丑恶形象的塑造自不必说,就连《红楼梦》这样高雅的文本里面也不缺乏龌龊的现实描写。此外,《金瓶梅》更是将大胆笔触伸探到敏感的性禁区,向世人展露着人性的贪婪和丑恶。
   以上简单例举的都是一些经典名著。有趣的是,这些古典名著它们在进行丑恶叙述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即衬托真善美或有利于道德说教,从而取得存在的合法地位。这些丑恶形象的存在价值也即在此。这是传统美学在审美写作中所一致要求和追求的金科玉律。这其实也完全符合在传统美学遮蔽下作家们的内心真实,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世界的本质是真善美,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判断,所以在他们笔下塑造的文学形象,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都显得理直气壮,不从拖泥带水或模棱两可。
   但是到了现代,人类的精神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些精神变迁给现代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信仰危机。自从《恶之花》孤寂开放之后,这张叛逆的嘴巴就大胆预言着人类文学已经蹩进了一个丧失掉一切价值标准的精神胡同。作家们的内心真实也相应地产生了严重位移。一个不相信眼睛的文学时代来临了。作家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内心真实。例如鲁迅,他在《野草》里面就塑造了大量的低丑形象,《题辞》里的地火,《过客》里的坟地,《墓碣文》里的游魂和死尸,《风筝》里的秃树,《秋夜》里夜游的恶鸟和小飞虫,《失掉的好地狱》里的野兽和恶鬼,《颓败线的颤动》那个饱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的“弃妇”,《影的告别》在黑暗中沉没,《死后》死在道路上,《腊叶》将坠的被蚀的斑斓颜色,《好的故事》里面的碎影,《雪》里面死掉的雨,还有死火、傻子等等,可以看见,鲁迅所塑造的这一系列低丑形象已经远离了“衬托”和“教化”的把戏,而内在为作者的内心真实,是作者内心深处真实的体验。这就是鲁迅的内心真实所在。
   因此,可以说,到了现代,文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崇低和审丑的自觉时代,就跟之前文学进入一个崇高和审美的自觉时代一样,都是文学潮流向前发展浩浩荡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巨大精神变迁其实是有着人类社会发展深刻的生存背景的。恩格斯曾赞同黑格尔的一个说法:“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那是说出了一个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处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婪的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转引自陈琨:《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62-163页)当形形色色的垃圾充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一个时代变成一个理直气壮的垃圾桶时,触觉敏感的诗人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垃圾和肮脏,垃圾和丑陋变成了唯一的真实。这其实就是垃圾诗人的内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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