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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异议人士”的时代脚色——从胡佳获奖谈起

   “异议人士”的时代脚色——从胡佳获奖谈起/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4日 转载)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胡佳,前不久获本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虽然最终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身而过,但欧洲议会却不理中国政府的警告和反对,将今年的萨哈罗夫奖颁予仍在服刑中的胡佳。 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是欧盟人权奖,以表扬捍卫人权和民主的斗士,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都曾获此尊荣。异议人士胡佳此次获奖,不仅令中国官府十分难堪,更令国内为自由而呐喊的人们大受鼓舞。这一事件,进一步凸现了“异议人士”的时代性符号。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气急败坏地指责欧洲议会干涉中国内政及侵犯司法主权。
    (博讯 boxun.com)

   
    所谓“异议人士”,也称持不同政见者、民权人士、民意领袖等,主要指质疑或反对所在国家政府的政策、法律和执政者合法性以及批判官方意识形态的人士。在没有人权的国家里,“异议人士”的意见多是当政者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们的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威胁与伤害。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认为: 异议人士“是对政策的异见,对政府的反对”,即指具有与执政当局不同的政见,反对政府某些政策,官员某些行为,国家某些法律以及现行体制与制度的人士。
   
    在国际上,著名的“异议人士”及其运动有:匈牙利的裴多菲,俄罗斯(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缅甸的昂山素季,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兰的“团结工会”,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等。这些“异议人士”与运动,都对世界的民主化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担当了文明进程的推动者脚色。在当今世界上,“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一种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
   
    如今,“异议人士”形成的群体运动被普遍称呼为:反对派、在野党、民主运动、民权运动等等。“异议人士”并不局限于纯粹思辩的领域,还体现在具体的抗争行动上。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
   
    从1965年兴起,直到1984年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共产国家最著名的“异议人士运动”,它的参加者大部分是一些具有创新思想和敢于讲真话的人。他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希望推动民主化、公开性、言论自由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开创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然而,苏共和政府却对“异议人士运动”严加限制和镇压,这从根本上违背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最终导致了其执政地位的丧失,这给整个共产阵营的民主变革,留下了太多的反思与教训。
   
    在中国,“异议人士”从来都是被当权者视为敌人,残酷打压、迫害的。继大搞反右“阳谋”和发动“10年浩劫”的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所谓改革者们,同样在用对抗性意识形态,把一切持不同立场和见解的人视为“政治敌人”,不仅把“民主墙时期”一大批提出不同政见的爱国青年视为叛逆大肆抓捕,后来又把方励之、刘宾雁等一大批主张改革的知识份子加工成“敌人”,甚至1989年一纸“社论”,竟能把那么一场席卷全国,仅仅要求“反腐败”、“惩官倒”的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以至于酿成举世震惊的“6.4”惨案。然而,中国的“异议人士”及其运动,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脚色。
   
    早在“民主墙时期”,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就开始了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计划经济的异见运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先后跨越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今天已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这后文革时代一路走来的经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一条反官方强制社会接受的传统价值,不断“去社会主义化”的异见运动发展史。回首这一历史进程的哪一步,没有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而异见人士始终都站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汤戈旦老先生,就是这一高举“市场经济”旗帜被“以言治罪”的异议人士群体的典范。还有不少从体制内分化出来的“异议人士”,如林牧。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直到“6、4”之后,才在政见上彻底与当权者决裂,走向了异议的道路。他在给本作者的来信中这样称自己:“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以“林牧”名字为符号所代表的一群,如鲍彤、李锐、方励之、陈一咨、阮铭、严家其、胡绩伟、王若水等等,正是一大批饱经党内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之后,才开始成为反思、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议人士”。
   
    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多是以个体形式出现,抗争往往也都采取和平的形式,只是凭借手中的笔,发表一些不同政见的言论,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维权。然而,始终在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执政当局,仍不放弃仇恨“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归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冤狱,正在服刑中的胡佳,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证,而本作者也曾两度因发表异见身陷囹圄。可见中国“异议人士”处境的艰难。
   
    在历史上,民主政治对“异议人士”的认识也有过一个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这是一个宪政理论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争取权利,付出惨重代价的抗争过程。以英国的宪政发展为例,从英国议会议员批评政府被判刑,到立法保护议员批评政府的权利,再到承认政党和反对党的存在价值,最终到确立反对党和“异议人士”权利的法律地位,历时长达百年之久。
   
    如今,在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多年来一直与总统小布什有“不同政见”,但却和平相处。在首都华盛顿,几乎每天都有人集会,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示反对或赞同。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许多异见公民组织,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鼓励其成员和公众发挥建设性的批判作用。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便是这类组织之一。该委员会联络官员吉姆∙卡森表示,会员们参加各类公开的抗议活动,散发印有和平鸽、橄榄枝及“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字样的和平海报。卡森说,全国立法同盟委员会鼓励人们公开表达观点,同时还帮助人们寻找参与政治程序的途径。他认为,如果持不同政见者不参与政治程序,那么他们的观点就得不到表达。
   
    在普世价值观看来,不同政见、反对派、反对党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如今已经成为欧美发达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现代社会,容忍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与组织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反对政府,反对官员,提出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下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人士”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社会就根本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就是检验这个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诚意的最好试金石。詹姆斯•M•伯恩斯在《民治政府》一书中写道:“对一个民主制度的根本检验是被官方承认的反对派的合法存在。民主的本质是不仅承认持有相反观点的自由组织存在的必要,而且还积极鼓励这种组织。政治表达和不同政见是民主的根本,为了使还未被承认的真知灼见有表达的机会,甚至有胡说八道的自由。”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以胡佳获奖为标志的一代中国“异议人士”,正在艰难地力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与世界“异议人士”一道,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砥砺政府的辩证脚色。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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