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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媒体聚焦都在给法院机会

来源:民主中国

    王怡按:这是地震前没能在媒体发出来的一篇采访。可惜不到半年,一方面是512之后短暂的“媒体造反”,另一面却是肖扬时代的黯然结束。“三个至上”的论调,给了最高法院不可能独力完成司法改革的一个最好的、自杀式的判决。

司法远离媒体就等于自杀

   记者:赵宇案、许霆案、重庆“钉子户”案,都有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群众热议,也许有人说,这些本来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媒体而被放大。您认为是否有种深层的内在动力使之然?

   王:最近几年大家都关注这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司法在这个时代特别的身份和特定的处境。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社会正处在政体转型的前夜,包括一些根本的游戏制度。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探讨上述问题,而不是在像西方那样比较成熟的社会体制和语境下。因为在西方,至少从制度层面来看,就没有我所说的时代处境与身份问题。

   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比较强调,在英美司法体制里面,司法包括法官都是很低调地远离媒体的,这里不是说制度上的司法独立性,而是指法官在接受信息、并需要作出判断时的中立性。但在今日的中国,当我们讲到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时,我们首先是在制度演变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单纯的接近信息的层面。所以在我们来讲,首先的问题是司法本身面临的身份危机问题。说白了,就是法院到底是谁开的。第一,它目前没有得到一个制度上中立独立的地位;第二,司法改革的目的,就是寻求获得这个地位。

   我的看法很简单,在一个成熟的、司法独立的政体中,司法在操作层面是应当尽力远离媒体的。远离媒体,跟他在制度上的独立性与否,基本没有关系,而是法官在接受可能影响他判决的一切公众与私人信息上,体现出的一种自觉的低调。就是我在接受可能影响我判断的任何信息时,都保持一个自觉的距离,保持一个中立的、配得上我身份的位置,使得我最后的判断,不被法庭以外的因素影响,我的判决的合法性,仅仅来自于司法体系本身的积累。但在中国,首先的问题是判决的合法性危机,法院,越来越难以独力支撑一个司法判决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了。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可能远离媒体呢,远离媒体就等于自杀。

   第二,是媒体在这个时代特别的身份问题。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媒体的角色本身比较消极,或者说比较专业。意思是说当一个事件本身已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媒体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报道者,但媒体一般不会主动地制造一个舆论运动,成为道德性议题的领导者。因为舆论运动通常不是由媒体来制造的,而是由公民和NGO。当然也包括媒体知识分子在内。是他们先在媒体以外的空间,在街头,在广场,在网上写作,通过宣传,游说、诉讼,各种方式,把这个面包做大了,有相当影响力了,媒体需要扮演的,就是一个媒体的角色。但在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正在走向一种政体转型的压力积累和话题突围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中,司法不可能远离媒体,媒体也不会放过司法。其实,把精力都放到害怕媒体曝光及与媒体的关系处理上去的法官,是这个时代最缺乏时代感的人。在即将到来的政体转型时期,媒体不可避免地,开始已经乐此不疲的,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公民缺乏其他发表意见的空间和权利的情况下,媒体已经越来越具有制造议题的能力。换言之,放眼中国,每一家有价值立场的媒体,都在扮演一个民间中宣部的角色,都在致力于抢中宣部的饭碗。而且,我甚至认为基本上已经抢得差不多了。

   一批媒体很自觉地在践行推动社会言论进步的功能。就是报道公众表达意见,组织公众表达意见,换言之,就是以媒体的方式,在报纸上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游行。

   司法如果要有所作为,要在未来的政体转型中,重塑自己的道德合法性。并在未来的这一过程中,实现司法独立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诉求。司法就必须在每一次不被媒体放过的案件中,去积累自己的选择。

   记者:那么媒体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在积极自觉参与呢?

   王:基本上和男人偷情一样,尽管只有少数媒体会冒风险去制造参与机会。但几乎所有媒体,是只要能逮到机会,就一定会往前冲。回顾这30年,可以看到在80年代,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在扮演这个角色,实现代言功能。而到了90年代初期及中期,报告文学处于死谷,民间媒体还没有成熟起来,进入市场的这批媒体知识分子还没产生,那时社会就比较缺乏这种有意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言人角色。90年代中期就呈现了这么一个空档,缺乏一种平台。到了90末期,这种平台开始逐渐涌现,媒体开始有意识扮演这一角色。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在学院里面,那么到今天,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大批都进入了媒体。他们构成一个我们称为媒体知识分子的群体。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加剧了这个过程。他们撰写专栏、评论,当记者、编辑,共同构成今天这样一个基本的民间媒体结构。所以今天,媒体扮演的就是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启蒙知识分子一度扮演的角色。老实说,今天的民间媒体在一系列具有政体性影响的社会议题上,还没有进入专业化时期。意思是说,他们的主要角色不是报道别人的发言,而仍然是“代言”。

   可以对这个角色有评价,到底是好是坏呢?这一角色扮演有他特定的时代处境。你不扮演,就是良心被狗吃了。因为更广泛的公众,依然缺乏更广泛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媒体之外的社会舆论空间,以及公共政治空间都是非常薄弱的。这时候,有一批市场化的、资本民间化的、从观念上受自由启蒙思想影响的自由派媒体,主动的也是必然的要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从02、03年以后,媒体与司法的互动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互动,是与我说的媒体在这个时代的特定角色分不开的,也跟司法在这个时代的困境和他希望走出这个困境的目标分不开的。

   记者:你说与媒体的表达与自由思想启蒙的觉醒有关?

   王:社会启蒙需要一个公共表达,今天最重要的平台就是自由派媒体及相关的网络世界。当然学院知识分子也仍然在扮演角色,媒体也为他们提供空间,但跟当年最大的区别是,媒体知识分子的群体本身已经足够大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就是制造议题、决定议程的角色。另外这几年两者互动的阶段,跟肖扬提出的人民法院的5年改革方案,还有03年以后媒体知识分子的集团性的涌现,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互动是正面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互动的效果是好的。意思是说,没有给司法的品格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一次次把机会送到法官的面前,法官们一次次的浪费了。

媒体是司法独立的同盟军

   我:你认为司法在成熟体制下应该远离媒体,但现在不可能远离,在现阶段可否理解为司法可以借媒体来表达一种姿态?

   王:司法的确需要与媒体的互动。换句话说,法院怎样才能走向一个独立的政体地位,依靠什么,这中间,当媒体仍然在扮演一个“代言”的角色时,媒体就是司法最主要的同盟军。你需要借助公共空间的形成,借助媒体,也透过媒体,来表达这种政体转型时期中的、各种案件里面蕴含的朴素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对政体变革的微妙意义。司法独立在一个不允许司法独立的国家,首先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这种司法德性的塑造,需要在个案中的积累。观察这几年最高法院推动的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最高法院是不可能独自完成司法改革的。因为法院在目前整个政法体系中地位不是一般的低。那么他如果要走向中心、走向独立,走向民众的道德性认同,就需要与民间互动,并在民间的各种粗糙的力量面前,显示出司法的值得尊重的理性和技艺来。这种在媒体聚焦下的个案中的互动,就是一种最好的互动。

   这也不是说法院在借媒体在表达一种姿态,而是说,司法本身不能独立完成司法改革,所以他与媒体的互动,有助于司法改革目标的推进。最后,搞不好逼得政治局派一个常委出来作大法官。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受到舆论冲击,受到压力,但也带来机会。它让法院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中心。围绕一个案件的讨论,其实在中国以前是没有过的事。大家以前关注的中心一定是政府,谁会把法院当作社会意见表达和争夺的中心呢?恰恰是在最近几年的媒体不放过司法的过程中,促使司法在社会舆论中已走向中心,或说具有了话题性。

   记者:这种互动给法官带来了什么?

   王:像张卫平说主审法官承担的社会压力大,但他也说主审法官压力大,并不是舆论带来的,而是司法体制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恰恰因为媒体的关注,使法官活在一种张力之中,使法官的困境被放大了。这个困境就是在目前司法体制中,他缺乏独立的地位、资源和能力去作判决。但在没有公众舆论聚焦的情况下,这也不会带来多大压力,至少不会大过每个月1000元的奖金。他只需要在既有的体制之中,不违反潜规则,不出冤假错案就行。而现在,媒体的压力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性压力,把目前体制下法官应当承受、却一直没有真正承受的一种道德压力给激发出来了。

   今天针对个案的舆论压力,在本质上是道德压力。媒体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干预司法判决,媒体对司法的影响本质上是道德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对体制的渗透。道德性影响,不是说舆论的每一个意见都很道德,而是说它的诉求是道德性的。这种趋势把法官的良心激发出来。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法官以前从来没有真实地承担过这种真实的道德压力。

   记者:那么西方的法官有没有受到这种道德性的压力呢?

   王:西方法官在案子中承受的道德性压力,因为有一种较成熟的司法体制及其传统,包括法官本身的传统,绝大多数情况下把这一压力专业性地吸取了。所以他的压力主要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传统和体制带给他的,而不是更多的公众压力直接带给他的。

   一种良好的体制和司法传统,已经内化了这种道德性的压力。在英国普通法中有个罪名,叫亵渎国教罪,很多人认为这个罪名不具普遍性,好像是特别保护基督徒的。但欧洲的人权法院对此有个判定,认为英国的亵渎国教罪是可以被接受的,不违反一般人权原则。为什么呢?他们的说法蛮有意思,说因为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具有足够的信用度,足以保障这一罪名不会被滥用。

   在我们这里,是舆论在公众关注案件中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把法官们一种比较欠缺的道德性压力和一个比较缺乏良知的司法传统给激出来了。这是个好事。这种激发在初期可能会产生一种应对失据的情况。肯定会有这种情况,会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没有经验,你的政治性的恐慌压倒了一切。但这却是帮助司法走向成年的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在司法体制的内部,是绝不会内化出这样一个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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