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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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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国社会历史转轨的第一推动力。  

   当代中国,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故事成了“创世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却被认作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并非是预定的结果,而是真理标准讨论所释放的能量铸造出来的成品。以实践检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是人民以切身的体认检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出现的转折,只不过表明共产党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论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是政党的转折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转折。

   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检验是非,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牢笼,摆脱了神化毛泽东的精神枷锁。思想大解放,导致政治大改观、经济大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航程,以及改革开放促成社会的变化,肇始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亵渎了原先“神圣”的事物,颠覆了旧时“伟大”的口号,所以它才是真正伟大的。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完成应有的历史使命,就被扼杀了。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是由于这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煮成了“夹生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至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

     现在人们又在谈论“第三次思想解放”,还在谈论“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对第一次思想解放却淡忘了。而且,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根本就没有很好研究,某些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作用,或被掩盖或被歪曲。三十年过去了,此刻还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更待何时?

   

   (一)恶梦醒来是严寒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北京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逝世之机,反对“秦皇专制”,愤怒声讨“四人帮”。人民表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压抑已久的真实意志,但遭到暴力镇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一次血洒天安门广场。

   四月的英雄碧血灌浇出十月的胜利之花。当人们得知“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奔走相告,私下庆祝。继而涌向街头,北京人倾城而出,游行了三天,每天人数都超过百万。半年以前,在“四五”运动中郁积的悲愤,一吐为快。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的正规提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九八〇年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改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拯救中国于败落的大功劳。抓“四人帮”在形式上是一次密谋政变。但在当时的中国,法制败坏,已经没有可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正义扫除政坛上的垃圾。事后,人民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证明了政变的实质正义,并追认其合法性。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经济濒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一阵激情的躁动过去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出现的变革。原因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极力维持现状。他们利用了人民的意志,但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改变“四人帮”所推行的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消除由左倾路线造成的有害结果。华国锋认为,“四人帮”问题的要害是“篡党夺权”,扫清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问题就解决了。历史上,在上层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常有这种局限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传达关于“四人帮”问题的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十月十八日发出)。他借题发挥,说:“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这是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局面,应当一仍旧贯。人民要求把“四人帮”从党中央“分裂”出去,而和“四人帮”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党中央某些人是不愿意被“分裂”的。指责当时把矛头指向“四人帮”的人是错误的,同时就是标榜自己把矛头指向反“四人帮”的人是正确的。吴德正是那个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指挥清场的镇压“四五”运动的负责人。华国锋也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之后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流血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四五”运动中被逮捕的三百多人却继续在坐牢。人民怎么能容忍?因此,第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同时又要求作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首先集中为此二者。当时有一首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谣: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打倒林彪,吃惊不小;打倒邓小平,谁也弄不清;打倒江青;拍痛掌心。

   当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拍痛掌心的时候,还要坚持“谁也弄不清”的“批邓”,可谓不识时务矣。但采取“怀仁堂之变”解决“四人帮”问题,本来就不是反对他们的思潮和路线。所以,清算思潮、改变路线,严重的斗争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如果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此二者守不住,就大事不好了。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两个凡是”出笼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他对当前工作发出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事实上,“批邓”已经批不下去了,此举不过是执意压制人民的呼声。理由何在?他就抬出“凡是”来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 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说“对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坚持“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他主张体现“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样版“朝农”(朝阳农学院)还要办,鼓吹“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还要放。他的理由无非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看过的”,等等,等等。他的“凡是”就多了,而且也绝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2)结果连错别字也不能改,于是闹出了笑话。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将“累戒不改”写成“累戒不戒”,错了一个字。这本是笔误,第二天《人民日报》就作了更正。这篇文章收入毛选五卷是按手稿刊印的,还是“累戒不戒”(第438页)。“累戒不戒”是什么意思?谁能懂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毛选五卷中被写成“扬帆”(第147页)。在“凡是”派看来,凡是毛主席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杨帆自己姓错了。

   十一月三十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重复同一的思想。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一个“凡是”,也不是多个“凡是”。

   为了转移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注意力,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一社论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是由汪东兴和李鑫策划,郑必坚、龚育之(3)执笔起草的。二月四日,汪东兴送审时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组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华国锋批准发表。两报一刊事先一无所知,只得奉命刊登。“学好文件”,一是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便是学“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文件毫无关联,不知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学。“抓住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化一下,“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纲”。除了“两个凡是”这一吸引人注意的亮点以外,社论全文陈词滥调,逻辑混乱;而从全篇的结构来看,“两个凡是”是生硬地嵌进去的。(4)

   “两个凡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凡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凡是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不问对错,不问条件,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语)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最为权威的发布方式。此论一发,形势大变。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二月逆流”(意谓“文革”中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并非真正的“二月逆流”)。三月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还有“两个凡是”的另一个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已广为流传,成为标准版。

     

   “两个凡是”的实质

   

   毛泽东刚逝世,华国锋等人忙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目的是为“两个凡是”设置一个神殿。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带头签名,中共中央领导人曾作出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决议。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凡是”。所以,“两个凡是”的实质完全不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了解。

   “两个凡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一,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接续个人崇拜的香火。“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病入膏肓,蛰居深宫,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甚至连说话都句子不全、咬字不清了。将他的所谓“指示”和“决策”视为神明,毫无理性精神可言。这些“指示”和“决策”之所以必须奉行,不在乎是否正确,而是出之于神圣毛泽东。保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能延伸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继承人地位是来自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毛之所以“放心”,只因为华“不蠢”。华作为“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得祈求“伟大领袖”毛的亡灵。

   第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催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出版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的长文,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照华国锋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就已经“贯穿”了。华国锋还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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