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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蒋庆批判(新稿)

东海老人:蒋庆批判(新稿)“蒋家儒学”的认识误区 蒋庆,当代名儒也,在贵阳龙场建有阳明精舍。蒙诗友老象多次诚邀,乃于2005年8月中旬到贵州,拟联袂赴龙场向蒋庆请益。憾闻蒋庆身体不适,而东海恰家有要事,匆匆赶回,失之交臂。在好友隆重推荐下,粗阅了蒋庆两本大作《公羊学引论》与《政治儒学》的主要章节。蒋庆继往圣绝学,弘外王大道,接孔子心脉,标政治儒学,让我大为叹赏,大儒之称,实至名归。然不可讳言,“蒋家儒学”疏漏迂阔空疏粗浮处所在多有,今略捡部分拨冗批判之,以就教于蒋庆及海内外方家。

   一、蒋庆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存在重大误区(一)、蒋庆认为自由主义有四个“严重缺陷”。第一个“严重缺陷”是: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看法过分乐观,认为人能凭借自己清明中的理性公正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危害他人,社会亦会因此达到一种自然的和谐,故政府以及社会不应干预人的个人自由,任何对个人自由的强制都是一种政治上的邪恶。其结果必须造成个人自由的无限膨胀,人人都可以假自由之美名遂一已之私欲败坏人心社会而不受约束,现代西方许多弊病就是由于个人自由过分膨胀不受限制而生。(121页)

   东海曰:恰恰相反。关于人性,西方文化主流是“性恶论”,自由主义是西方显学,对人性的看法不仅不是过分乐观而是十分悲观、低调,把人视作自私自利的个体,认为人的德性理性知性皆有限度且易反复。自由主义理论前提与核心思想都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特别强调良法良制,否则“人就难以理性公正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危害他人。”同时法律也严防公共领域的政府权力越界侵犯私有空间,从而让个人自由不受政府以及社会的非法干预。但个人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绝不至于“造成个人自由的无限膨胀,人人都可以假自由之美名遂一已之私欲败坏人心社会而不受约束”的结果。

   当然任何社会都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在西方,由于法律环境的宽松,个人自由过度的现象亦所难免。但自由社会的弊病与专制国家的疾病其质其量截然迥异,毫无可比性。现代自由国家的社会和谐度、民众幸福度之高,有目共睹。

   (二)、蒋庆认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个“严重缺陷”是:自由主义将自由人权的理据建立在个人约定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社会契约与同意学说的基础上,而否认传统的习俗制度在保障自由人权上的作用。对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政治儒学亦持否定态度。政治儒学认为自由人权并非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而是由历史中形成的制度产生,正是传统的制度产生并保障了人权。(蒋庆自注云:中国历史上虽无现代自由人权之名,但确有自由人权之实)。(122页)

   东海曰:我一直认为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进步性,创造过一定程度的辉煌,也比现代专制宽容,但是,蒋庆之说,则过度美化了“传统的制度”。

   对于君主专制之罪恶,古人早有揭露和抨击,黄宗羲称之为“天下之大害”;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认为王权专制有百害而无一利,既害民亦害君,因为根本说来,君、民利益相连,“不利于民者终不利于君”。谭嗣同痛斥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对之予以根本否定;一千多年前,皮日休在《原谤》中写道:“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些思想家如有机会经历现代专制,不知会骂得怎样激烈?或者连骂的机会也没有了)。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自由人权之实,历史就不会那么血淋淋了(这还是经过了史书美化的历史),就不会有数不胜数有文字记载的冤假错案文字狱,就不会有那么频繁的农民起义、宫闱宫廷内斗和充满血腥味的改朝换代了。既使是所谓的盛世,民众也不过如鲁迅所说“做稳了奴隶”而已。只要没有真正的民主,国民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人权。

   “天下”不论属于君属于党,吏都会变成盗,官都会“以己为天下累”,官场腐败、政客贪恶、政令不畅、民生凋蔽、贫富悬殊、治安混乱、道德败坏、阶级矛盾激化等病象迟早要发作。古今中外无数血的事实已充分证明,除了民主,其它任何“历史中形成的传统的制度”都无法有效地保障自由人权。

   (三)、蒋庆认为自由主义的第三个“严重缺陷”是:自由主义将个人置于社会和国家之上,认为私人利益先于并高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把个人作为考虑一切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基点。政治儒学亦反对这种个人至上的看法,认为个人与社会国家相比,二者固然都重要,但由于人注定是历史中的社会存在,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这种社会政治属性决定社会和国家往往要比个人重要,个人的自由人权只有当社会和国家处于自由、和谐、公正、稳定、合法的状态时才有可能。故政治儒学反对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思想,主张社会国家先于个人而又不否认个人的存在。政治儒学非常清楚,溢出特定团体游荡在社会中无依无望的单子式的个人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温床。(123页)

   东海曰:确实,社会和国家如果真的处于自由、和谐、公正、稳定、合法的状态,个人当然是享有自由人权的。问题是,社会和国家怎样才算处于自由、和谐、公正、稳定、合法的状态?标准由谁来定?“个人的自由人权只有当社会和国家处于自由、和谐、公正、稳定、合法的状态时才有可能”此言不能说错,但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倒过来:只有每个个人的自由人权得到有效保障时,社会和国家才有可能处于自由、和谐、公正、稳定、合法的状态。

   社会、国家或曰集体有两种型态:一种是契约性、民主性的,每个成员对社会、国家或曰集体承担法定的义务,但个人基本人权与自由不受侵犯;一种是强制性、专政性的,不论当政者如何表态“不否认个人的存在”,甚至大唱各种高调,个人权利都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自由主义追求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的自由平等人权之上的。

   “溢出特定团体游荡在社会中无依无望的单子式的个人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温床”此言纯属胡话。自由主义的四大核心价值是个人安全、个体自由、社会公正、民主选举,当然有无门无派独往能来“溢出特定团体”的社会成员,但自由社会有各种福利保障及宗教信仰,“无依无望的单子式的个人”是蒋庆想当然耳。纵然有一部分“溢出特定团体游荡在社会中无依无望的单子式的个人”,也与“极权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四)、蒋庆认为自由主义的第四个“严重缺陷”是:自由主义纯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归依,而不考虑自由所涉及的内容为何物,亦不考虑权利应以义务为基础,结果自由仅被作为谋取一已私利的手段,权利保护的只是个人的狭隘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提不出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依于崇高道德理念的政治理想,不能激励人心超拔向善,不能给予陷于锱铢必较利益场中的人以超越的希望,故自由主义遂蜕变为一种无激情、无理想、无希望、无追求的自私平庸的学说。(123页)

   东海曰: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归依,但不“纯”。盖自由所涉及的内容不论为何物,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不允许侵害别人危害社会和国家。权利与义务对称,每个国民都有维护社会公众和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义务与责任。说“自由仅被作为谋取一已私利的手段,权利保护的只是个人的狭隘利益”,是对自由主义的肤浅理解。自由主义始终是把利已伦理与社会秩序和谐的要求谐调起来的。它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达到“虽然人人自私自利,整个社会却仿佛天堂”(某西哲语)的效果。

   自由主义确实不象其它“主义”那样总是出种种“具有实际内容的依于崇高道德理念的政治理想”,它只是提供两道最基本的制度防线,一是限制公权力,二是为个人自由提供法律保证,使个人免受某种意识形态以“崇高道德理念的政治理想”名义的精神施压乃至权利侵犯。自由主义设计制度的目的,以防恶为主,在个人道德要求上则较低调。

   在道德要求上的低调,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恰恰是一种高道德。保障个人权利就是制度最大的善。《正义论》作者罗尔斯表达过“权利优先于善”的观点,道理就在于此。中国人民吃制度性高调道德的亏、吃伟大祟高大公无私学说的亏还少吗?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至于如何激励人心超拔向善,如何给予陷于锱铢必较利益场中的人以超越的希望,自由主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供包括儒学在内的各种文化、信仰大展拳脚。我认为,在这方面,儒学与自由主义正好互补。

   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非常庞大,内涵也十分丰富而歧异,其基础则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自由主义可概括如下:强调个人权利,以个人为社会的基础,主张用契约方式建构社会关系;倡导和实行宪政和法治,以保护个人权力和维护契约的正当性。如果参照佛兰克的分类法,则可总结为: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经济上实施市场经济、哲学上崇尚理性优先、道德上强调发展个性、文化和宗教上主张多元并存。自由主义的根基,则深扎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过人的生活(个人的角度)、把人当人看(政府的角度)。

   综上所述,由于蒋庆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失之肤浅偏颇,其在谈及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难免犯错误,有的属于不应该犯的常识性错误,得出的结论多站不住脚。

   二、蒋庆对民主制度的认知存在重大误区民主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现代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强调政府和平定期地“改朝换代”并使这种“改朝换代”形式予以合法化,同时强调个人权力的优先性,这就是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构成政治个人主义观念的首要观点是:政府是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之上的,政府的权威或合法性来自公民同意(表现在自由选择中的连续性同意):这也是直接指向民主的。由于蒋庆对自由主义认识上的偏差,他对民主的看法也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一)、“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蒋庆原则上并不反对西方民主,但认为儒学开出西方民主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实质上“取消”了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蒋庆认为,民主是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并非人类普世之共法。他写道:

   民主不只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制度,因此,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职是之故,若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即与主张西化者无别(尽管新儒学认为民主是儒学的“内在目的”)。非但如此,实际上儒学欲开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实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儒学不可能开出与自己文化属性迥异的政治制度。(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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