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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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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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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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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罪犯当英雄

来源:观察
   一个颂扬罪犯的社会等于是在间接地告诉大家,罪犯所掠夺的社会是不值得保护的。
   ——戈登•克瑞格
   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不时地上来大群大群叽叽喳喳的年轻的大学生。他们神情兴奋,好像是要去参加盛大的狂欢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慕尼黑呢?当我们抵达慕尼黑火车站的时候,这才发现车站上到处都是穿着各种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许多人的手上都端着硕大的啤酒杯。我这才明白,现在正在举办慕尼黑最著名的节日——啤酒节,我们来得太巧了。慕尼黑啤酒节从九月底持续到十月初,吸引了一百八十万人参加。
   霍夫布劳霍斯啤酒馆据说,慕尼黑的啤酒是全世界最可口的啤酒。晚上,翻译带我们去市中心的一家啤酒馆就餐。“那可是希特勒发迹的地方,也是纳粹党诞生的地方。”翻译神秘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全是战后按照原样复原的老房子,远远地便看到了显眼的标志:一顶皇冠和“HB”两个字母,这就是著名的霍夫布劳霍斯啤酒馆(Hofbrauhaus)了。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十六世纪巴伐利亚公爵的王室啤酒酿造厂。如今,这里卖的宫廷牌啤酒仍然闻名遐迩,是啤酒节铁定的八大品牌的啤酒之一。
   此啤酒馆规模之大,出乎我的想像之外。推门进去,一楼已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大家个个欢歌笑语,比婚礼还要热闹。数百名客人一边畅饮啤酒,一边大快朵颐,烤猪肘的香气扑鼻而来。屋子中央的舞台上,有一个四人小乐队正在激情表演民族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与欢呼。人们挥汗如雨,人潮如海浪般有起有伏。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大厅,几乎与身材丰满、行动迅速、一只手执着四个大啤酒杯的女招待擦肩而过。到了后院才发现,原来还别有洞天,数十张桌子摆放在树影婆娑之中,就餐的人们可以随时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星星。这里当然是一个绝佳的位置,但连一个座位也找不到了。此时此刻,我才算是见识了巴伐利亚人有多么热情爽朗、有多么懂得享受生活。在柏林,人们大都严肃而拘谨,这大概与北德意志阴冷潮湿的天气有关;而在慕尼黑,人们是如此开朗活泼,这大概与南德意志灿烂的阳光有关吧。
   于是,我们只好从古老的石头楼梯走上二楼。还好,二楼还有若干空座位,比起一楼来安静得多。一楼的客人大多是本地人,二楼的客人大多是拿着旅游书的外地人和外国人。侍者拿来印刷精美的菜单和一大叠杯垫,并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可以作为纪念品带走。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注意,让客人走到哪里便帮他们将广告做到哪里,即便在家里的时候,一看到菜单和杯垫便能够想起他们的美味来。这名头发花白的侍者介绍说,三楼设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展示啤酒馆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希特勒在此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遮掩这不光彩的一部分。”这就是普通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历史是现实的孪生兄弟。今天,在这秋日温暖而惬意的夜晚,在这人们无忧无虑地享用啤酒和美食的时刻,谁能想像到,在八十多年之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便是在这里踏出了进军政坛并为祸世界的第一步?他的第一个舞台,居然就是这个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啤酒馆?
   一九一三年三月,希特勒从维也纳抵达慕尼黑,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默街三十四号的一个裁缝家租了一间小阁楼。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依然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与在维也纳一样,他依靠卖一些自己画的劣质的风景画维持生活,只是风景的内容从维也纳变成了慕尼黑。多年来,在欧洲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都流浪着一群虽然潦倒却满怀成名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向游人兜售一些毫无创意的、如同复制的明信片般的风景画。希特勒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假如他的艺术道路成功了会怎样呢?霍班霍夫区
   
   施瓦宾区街景希特勒居住的施瓦宾区,是艺术家和梦想家们的天堂。这里聚集的艺术家的数量,仅次于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柏林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慕尼黑则是浪漫而充满诗意的雅典。巴伐利亚的历代国王都是文学艺术的拥戴者,比如那位失恋之后患上忧郁症的路德维希二世,居然以举国之财力修筑一座美仑美奂的白天鹅城堡,仅仅是要将其送给歌剧大师瓦格纳作为礼物!国王如此,百姓亦如此。慕尼黑人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特别宽容,尤其是在施瓦宾区,这里没有奇怪的人,只有更怪的人。在数不清的啤酒屋和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义口耳相传。画家康定斯基、诗人里尔克、小说家托马斯•曼和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都在慕尼黑创作了伟大的作品。所以,尽管没有改变其贫困的生活状况,但年轻的希特勒已然深切地感到,慕尼黑的生活远比在维也纳温馨和愉快。而我的此次欧洲之行,与当年希特勒的足迹是逆向的——当我从阳光明媚的慕尼黑来到阴雨连绵的维也纳时,心理感受与当年的希特勒相比,俨然是两重天。
   历史学家惊奇地发现,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个改变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走向的人物,都曾经生活在慕尼黑的施瓦宾区。等待俄罗斯的革命风暴来临的列宁,住在施莱斯海默街五十四号,与希特勒住在同一条街上,其贫困程度并不下于希特勒。如果他们两人相遇并相识的话,世界历史的轨迹将发生何种变化呢?离他们居住的这条街道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年轻而默默无闻的作家斯宾格勒正在为他的历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收集资料。历史学家费舍尔写道:“他们三个人在许多方面彼此不相像甚至对立,然而他们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感和对当下的蔑视。……实际上,他们成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掘墓人。”
   一战结束之后,曾经梦想在战争中扬名立万的希特勒,作为一无所有的退伍士兵,沮丧地回到元气大伤的慕尼黑。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九一九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四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由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他对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右翼极端组织——前身为“远方神秘协会”的德国工人党。当时,“这个新党只是一个在啤酒屋里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
   在这个团体的七人委员会当中,希特勒是资历最浅的第七号人物,负责招募和宣传工作。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七人委员会,用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来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邀请人们来参加会议的请柬,甚至还用手写。当晚,七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七人,原来的七人。”初次的失败让希特勒改变战术,用油印的方式来增大请柬的数量。结果,下一次聚会多来了几个人。慢慢地,参加会议的人数从十一人增加到十三人,最后达到三十四人。会议的捐款被用于广告费,在希特勒的建议下,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十月十六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德国工人党的第一次群众大会。
   希特勒在啤酒馆里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听众们的光临,他的成败几乎在此一举。当年他坐过的那张椅子还在吗?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他是否多喝了几杯啤酒?下午七点,烟雾弥漫的室内集合了七十七人。当希特勒踏上粗糙的讲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二十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多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般滔滔不绝。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头大汗。他虽然筋疲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热情的听众当场捐献了三百马克。这次集会不仅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 此时此刻,当我慢慢地品味爽口的皇冠牌啤酒的时候,也细细打量周围笑逐颜开的客人——如果希特勒再次光临,会有多少人对他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呢?
   从那个晚上开始,希特勒便成为工人党、甚至整个巴伐利亚所有的右翼党派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也成为一名最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次只有七十七人的小型集会,已经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是那个时代催生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改变了时代的走向;是希特勒迎合了群众的愿望,而不是他强迫大家走向毁灭。后世在论及希特勒及纳粹党时,往往将其简单化为“魔鬼”,或者滑稽化为“小丑”。但无论是“魔鬼说”还是“小丑说”,都无法解释希特勒为何能轻而易举地攫取一个时代德国人的心灵,尤其是从共产党和社民党那里争取到大多数德国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支持。发生在霍夫布劳斯啤酒馆中的这一幕,表明希特勒确实是一个在大众政治和国家面临绝望的时代里“能够表达公众不满的领袖”,“他能够认同普通群众的苦难,使大众皈依他救世的幻想”。对德国的民族性作了最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的历史学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指出,希特勒的身上具备了典型的德国人的三大特点,即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他在演说中将这三个方面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征服德国人的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草根阶层的政治新手,希特勒除了演说的本领之外,别无其他优势可言——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卓越的军功和大笔的金钱。但是,能够表达大众的心声,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的声音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准确地表达普遍的德国人所思所感的声音,他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他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正如历史学家哈夫纳所说:“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况,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言说艺术,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随时控制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力是希特勒的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惟一的政治资本。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他的政治对手们都没有此种本领,一个个在他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越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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