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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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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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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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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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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分,正值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中学课间休息,该中学惟一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地面发生垮塌,八名女生迅速掉进地面下的粪池,另有三十余名女学生受伤或受到不同程度惊吓。事件发生后,四十二名学生被送到黄水镇医院救治。据女生王静讲,当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学生们下课后,拥向校内惟一的厕所。刚踏上便槽,便感到地面在松动。随后听到“咚”的一声巨响,王静与七名女生一起坠入粪坑。王静吓坏了,奋力爬上来,然后从墙面的破洞处爬了出去。听到巨响后,在外等候的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向老师求救。体育老师陈明文立即组织十多名老师施救。
   ——《华西都市报》

从厕所看中日之距离


   厕所似乎是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中国的君子要“远庖厨”,更不会去拿厕所来说事。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偏偏专门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厕所文化”》。陈平原称赞说,东京成田机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厕所,其厕所的洁净程度是充满“蒜味”的北京首都机场的厕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机场,在建筑之宏伟上可谓领先世界,却无法让厕所保持洁净和芳香,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中国的若干公共设施在“硬件”上已然“超英赶美”,但在“软件”的提升方面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厕所乃是“软件”的重要标志之一。
   晚清思想家、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厕所,他这样写道:“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厕所吗?在访问日本期间,我发现日本的许多厕所,不亚于康有为的美好想像。我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和各种普通火车,也到过大中城市和乡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的厕所不仅实用和卫生,他们甚至将某种诗意带到厕所之中——诗意与厕所这两种最不相干的东西,在日本居然就融合在了一起。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一文中有一段描述:“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这不是文人故作风雅之语。
   日本人爱清洁的生活习惯古已有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奋力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生活模式,原本整洁的厕所,设置了现代化的设施之后,更是让人赏心悦目。专门研究厕所文化的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幕府将军和皇室宗亲们都以新奇别致的粪便处理之道而沾沾自喜。日本城市的厕所、卫生系统的有条不紊和高效节能也是意料中事了。”日本人历来善于将日常生活艺术化,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遂将厕所修建得美轮美奂,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我在访日游记《暧昧的邻居》一书中写道:“日本的火车上,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春运期间,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拥挤不堪,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连厕所里也横七竖八挤满了五六个人,我只好一路上都不吃不喝,以确保旅途中不上厕所。那时候,如果能上一次厕所,简直比去天堂还要幸福——据说就有旅客因无法上厕所,情急之下而跳车身亡。那时候,谁还会在乎厕所的干净或肮脏呢?
   近年来,“中国崛起”之说让“东亚病夫”们个个感到洋洋得意。霍元甲、黄飞鸿的梦想即将实现: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宣称,十年之内中国的GDP便会超越日本,中国将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在此背景下,中日比较遂成为一时之显学,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中国强大、日本衰落。但是,任何人只要看看中日两国的厕所,便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来。一九一一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病痛时代》一书中写道:“中日两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整洁程度方面了。”他批评说,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注重保管和修理的艺术。一提起“中国”,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如下种种情景:用破草席搭起的丝毫不能避风避雨的帆船,倾斜的残垣断壁,下榻的寺庙屋顶,长满苔藓松松散散的瓦砾,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腐烂恶臭的顶棚,摇摇晃晃的屏风,还有倾斜破烂的路面。而在日本,罗斯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任何东西都是极其整洁的,修剪整齐的茅草屋顶,洗刷干净的墙壁,明亮的草席,保养良好的路面,也看不到到处乱扔的垃圾。他称赞说:“我所去过的地方,只有荷兰和英国的部分城市能与之媲美。”此种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经济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清洁自己的家庭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钱财。此种差异乃是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的差异。虽然今天中国的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伪话题,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超级规模的“国际大都市”,但中国仍然缺乏“没有臭味的厕所”。营造高楼大厦和街道易,其背后需要的仅仅是技术和金钱;而保持厕所之一尘不染难,其背后需要的乃是民众普遍提升的文明素质。
   如果从厕所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不文明古国”。一种不能解决厕所问题的文明,必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中国人拥有独步全球的饮食文化,在吃上面花样翻新,却没有花一点功夫去解决“吃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说日本的厕所比中国的厕所文明,千千万万中国的反日愤青们又会骂我是“灭自家志气,长敌人威风”的“汉奸”了。我不怕被归类为“汉奸”,我只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中日两国的差异,从厕所这一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来,乃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差异。当年,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强大,但日本人一看到中国士兵在炮台上晒衣服,便有了必胜的信心。今日亦是如此,比较两国的厕所的差异,甚于比较两国的汽车和电视机的差异。道理很简单:一个管理不好厕所的国家,自然也管理不好军队、学校和政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许多军校学生在满铁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各省采访调查,实际上是搜集情报。后来,这些被称之为“满铁调查”的文献,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名日本士官生在报告中写道:“在支那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里,其公共厕所亦肮脏不堪。这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管理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没有自治能力。所以,我们统治支那将易如反掌。”数十年之后,这段话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记可畏的警钟。至少我本人读到的时候不禁冷汗直冒。
   如今,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看上去“爱国爱到海枯石烂”的愤青,他们咬牙切齿地喊反日口号,并发起诸如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等等。我个人认为,比上网喊几句口号和签一个名字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老老实实地将每一间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些高喊口号和郑重签名的“爱国者”当中,究竟有没有在公共厕所里便后不冲水的家伙呢?我不知道。喊几句口号,签几个名字,既不能弄脏日本的厕所,也不能洁净我们自己的厕所。愤青们砸了几辆日本车和几个日本餐厅便回家睡觉去了,既不能让我们变得更文明,也不能让日本变得不文明。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将自己的厕所整治得比日本的厕所更加洁净了,中国就有了傲视日本的第一笔资本;什么时候,中国人学会自我管理和过一种文明的生活了,中国就有了让日本肃然起敬的资格。

厕所是文明的焦点


   正如人离不开厨房,人也离不开厕所。厕所是文明的焦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生活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各个时期老百姓家中的厕所的样板,一种厕所对应着一个时代,这是一部最鲜活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根据世界厕所组织(其英文名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恰好与世贸组织的简称相同)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八十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六十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本人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布罗代尔这样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一向自尊的法国人并没有斥之为“法奸”。
   朱莉•霍兰在《厕神》中指出:“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厕所的差异,显示着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厕所的变异,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史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所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得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之中,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市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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