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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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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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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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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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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来源:争鸣
    最近读到刘再复在《凤凰周刊》上的一篇专访,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的名流,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另一个余秋雨。刘再复在凤凰大讲堂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之命运”,他认为解决今日中国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倡导“贵族文化”,“希望得风气之先的、已拥有许多财富的人,能由‘富’向‘贵’提升,要注意讲尊严,讲格调,讲规则,把财富用来提高社会的高级趣味”。我一向对那些动辄标榜“贵族”一词的人敬而远之。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三代以上人人都是农夫。今天中国那些一夜暴富的“富人”,多半是贪官污吏及其亲朋好友,是奴役童工的黑窑的老板,是丢弃死难矿工尸体的煤矿的老板,这些人哪里有什么格调、规则和尊严呢?与他们讨论格调、规则和尊严,岂不是与虎谋皮吗?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先有公民,才有“贵族”——“贵族”不过是公民中的精英而已,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们,哪一个不是公民,哪一个又不是贵族?一个连公民都没有的社会,如何倡导“贵族精神”呢?
   
   刘再复当谈不敢说出中国不是公民社会的真相,而中国不是公民社会,其根源乃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共政权对民间社会的肆意打压。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便中国人个个都像刘再复一样学富五车、妙笔生花并具备了相当的“贵族精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今天中国的文化界,多了一个九十年代的余秋雨,少了一个八十年代的刘再复,这难道就是一件幸事吗?刘再复的归来,惟一的意义只是让余秋雨有了一名“挑战者”而已。读着刘再复这些矫情之极的言论,我不禁怀疑:难道这就是包遵信先生在六四回忆录《凤凰涅盘》中多次提及的那个求民主、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吗?天安门屠杀之后将近二十年来,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死者坟头草木葱葱,生者变脸华丽转身,我早已见多了这样的场景。但我仍然没有想到,我曾经相当尊重的刘再复,居然也是如此“觉今是而昨非”。
   

   当记者询问刘再复去国多年之后重回“故都”的感受时,他高谈阔论起北京的“汉唐气魄”来:“我这次在北京只有十天,只是走马观花。……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海淀、朝阳门、复兴门一带的变化,很有大国气派与气象,这可能正是鲁迅所谓的‘汉唐气魄’。这气魄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在气象,而且是内在的‘拿来主义’的气度。我观赏了许多大书店、大饭店、大商场、大体育场,看到世界上最时髦的品牌样式,都被北京‘拿来’了。”这番马屁,与“御用形象设计师”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大制作”异曲同工;这番谈话,作为“今上”的胡锦涛当然最爱听了。但是,鲁迅倘若知道有人居然如此歪曲他的原话,必定会怒发冲冠地从坟墓中站出来纠正之。丑陋不堪的北京,哪里有什么“汉唐气魄”呢?那么多的老房子和老胡同被无情地摧毁,如诗如画的“城南旧事”被残酷地抹去,一个比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却张牙舞爪地矗立起来。除了压抑个体的“大”之外,北京还剩下些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大”,对应的乃是“党国之大”,而非“人民为大”。外地人只能“暂住”在这里,天安门仍然悬挂着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所以,北京从西方“拿来”的只是如何修建摩天大楼,而不是民主和自由。
   
   刘再复对“故都”的变化赞不绝口,对“故国”的“进步”亦感慨万千。谈及此次四川地震,他俨然是一副政府发言人的口吻:“现今中国政治、文化确有进步。拿这次四川地震后的救援工作来说,比起唐山地震时的表现,就大有进步。唐山地震后,政府太顾面子,不接受外援,不开放新闻。此次不同,政府以人为本,救助有力、有序、有效,不仅动员国内社会,也动员国际社会,一切公开于世界的眼睛之下,媒体的开放度与工作的透明度均前所未有。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也是真诚的。这种进步反映出现今治国的大思路是对的。这不是斗争哲学的大思路,而是和谐哲学的大思路;不是‘有了政权就有一切’的大思路,而是‘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大思路对了,一切困难与冲突都可以克服。大思路对了,中国就会一天天好起来。”看来,温家宝的眼泪确实有些欺骗性,但在中共官场上曾经官居四五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的刘再复,不应当如此幼稚吧?
   
   拿今天与当年铁板一块的毛时代相比,中国当然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进步的速度与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相比,实在是像蜗牛一样缓慢。汶川大地震,中共不是不想照搬毛时代的做法——封锁消息、拒绝外援等,只是面对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的消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官方在地震之后松动了不足半个月的时间,立即又开始驱赶西方记者、盘查各地志愿者和NGO机构、打压维权的死难者家属了。中国有哪个媒体继续讨论豆腐渣工程呢?关于地震的报道又成了一曲对党、政府和军队的颂歌。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死于贪官和奸商合作修建的豆腐渣工程,他们的父母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温家宝三赴灾区看望学生,灾区的学校教育孩子们要学会“感恩”。与此同时,数千名死难孩子的亲属却被荷枪实弹的军警阻隔在远处,无法到温家宝面前来“告御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和商人自动地承担责任或被动地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谁敢动他们的奶酪呢?于是,孩子们的生命继续轻如鸿毛,孩子们死了也是白死。难道这就是刘再复所谓的中共改弦易辙之后的“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吗?刘再复看到了温家宝的眼泪,却看不到死难孩子的父母们的眼泪,难道温家宝的眼泪就比普通人的眼泪更宝贵吗?也许那就是“贵族”的眼泪呢!
   
   在同一篇访谈里,刘再复一方面宣扬“贵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声称关怀底层,这是他的“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迂阔,他们个个都“过于聪明”了。刘再复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性应是关怀底层的多数老百姓,即使国家强大得像罗马帝国,他也不会只颂扬帝国的权威,而会首先关心斗兽场中的奴隶。”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究竟谁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呢?大国已经崛起,百姓依然跪着。从天安门到太石村,从汶川到瓮安,百姓的血要流到几时呢?中国要“告别革命”,不是靠几个文士的善意与醒悟,而是靠诱发革命火焰的统治者启动民主化进程。只要还有人被奴役,革命的阴影就无法告别中国。在“故都”与“故国”,作为“海外华人”的刘再复看到了那些被强迫拆迁、无家可归的民众吗?看到了那些被赶出上访村、风餐露宿的访民吗?他知道杨佳为何怒发冲冠、舍命相拼吗?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十多来一直遭受的迫害与监控吗?知道陈光诚、杜导斌、师涛以及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底层的老百姓吗?这些人难道不是斗兽场中的奴隶吗?刘再复为哪个奴隶说过一句公道话呢?至于“故人”,早有若干“故人”先于他便选择“变脸”了,而持守者的结局便如同二零零七年去世的包遵信先生一样——连身后的一次小小的追思会,也受到秘密警察们无耻的骚扰。作为“故人”,刘再复是否去过祭拜过包先生的墓地呢?是否思考过包先生持守的意义与价值呢?
   
   十九年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刘再复却已经不是刘再复了。对比刘再复溜须拍马式的“归来”,我不禁联想起了刚刚去世的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当局流放出国之后,旅居欧美多年,无论乡愁多么浓厚,他从来没有恳求过苏共当局对他网开一面、允许他回国。相反,他多次在演讲中公开表示,只要俄罗斯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俄罗斯就不是他的祖国,他就决不回去。直到苏联解体、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索尔仁尼琴才有了莼菜和鲈鱼之望。两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先后致电或探望之,殷勤邀请其归国。他的回归是一条荣耀之路,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他一路上不断批判祖国的历史与现实,没有说过一句当局和大众喜欢听的话。我对索尔仁尼琴晚年的思想并不认同,但我仍然敬重他对共产专制的不妥协的精神。如果要问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如果要问什么是流亡者的尊严,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流亡者的尊严。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却也出现过,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高行健曾经对我说过:“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大陆出版。”刘再复写过一系列关于高行健的评论,也常常以“高行健的朋友”自居,为什么偏偏忘记了高行健的立场呢?
   
   离开还是回归,这当然是个人选择的自由。老人为了能够回家而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生都扛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永远承担西西弗的使命。但是,妥协仍然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卑躬屈膝,不能当专制政权的抬轿夫和吹鼓手。这样的人不仅会被中共看不起,也会被异议知识分子以及老百姓看不起。这样的人既没有贵族的骄傲,也没有布衣的风骨,而只能是又一个“丑陋的中国人”的标本。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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