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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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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李元龙
   
   

   
   
    30年前的10月6日,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何官屯公社鱼洞村,到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库当知青。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都是由全县各公社无偿调集劳动力完成的。根据水库指挥部的安排,我住到了大坝前一位农户家中。住进来后才知道,这位农户破旧的木屋子里还住有另一个知青,以及两个民工。实际上,我们是被摊派,甚至是被硬塞到这户人家的,因为,房东不仅没有得到我们或指挥部任何费用,房东甚至完全不能够选择谁或拒绝谁住到他们的家中。这让当时的我有着“鹊巢鸠占”般的不安。
    住在这里的两个多月之中,我一直不知道房东家姓甚名谁。印象最深的,就是房东女主人成天都背着个婴孩,忙进忙出。印象中,房东女主人那时20多岁,皮肤在农村人中好得出奇,白里透红,鲜嫩水灵,古代文人描绘的“吹弹得破”,一定就是她这样的好皮肤。
    知青生活根本不是我在书上,在电影里见识的那样,充满所谓革命乐观主义,充满生活情趣。平生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获得个招工指标“农转非”,这让我十分想念家中的亲人们,十分怀念犹在昨天般的读书生活。虽然也是民工中的一员,但因为通了关系的,所以,我在水库工地的活路十分清闲,就是傍晚时配合着师傅们,发电给工地照明。白天,除非是需要使用电焊之类,否则,发电组的我们就无所事事了。闲极无聊之下,每天最为盼望的,就是赶快开饭。躲在房间里,悄悄地“偷”房东家存放在大背箩里的洋芋烧吃,算是我两个多月知青生活最有趣的业余消遣。好几次,女房东进来取洋芋时,她家的洋芋正被我烧得满屋飘香。做贼心虚,我害怕她问我为什么不经过他们,就随便烧吃他们的洋芋。但没有一次例外,她每一次都是默默而面带微笑地进来,又默默而面带微笑地离去,仿佛我根本没有烧吃她家的洋芋,或者说,我烧吃的,根本就不是他们家的洋芋。这让我心里感到安慰而感激。
    当兵回来直到2005年被下到大牢之前,每隔个三年两年,我就要去趟利民水库,一是郊游放松放松,二是看看我知青时住过的老房屋,看看那虽然当年连名姓也不知道,但却终身也无法忘记的房东一家。
    虽然几乎每一次去打搅他们,我多少都要给他们点小意思,但仍然几乎是每去一回,我的内心都要沉重、难过一回,尤其是接近我入狱前的那几年。先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子女到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后连一分工钱也没有得到。接下来,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儿子瘫痪在床,无钱医治,一家人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为生活所逼,应该是上个世纪中晚期,接近知命之年的男房东只好背上大背箩,到城里卖劳力来了。虽是壮年之人,但男房东身体有病,干不了太重的活,他只好流连于桂花市场,为人背蔬菜。
    外面的世界一会儿“现代化”了,一会儿“小康”了,老房东一家的日子并没有水涨船高,也现代化、也小康起来,恰好相反,他们那当年我住过的青瓦小木屋,越来越破旧,越来越腐朽了。女房东的面部,更是早都晦暗多皱,让人找不到当年一丝丝吹弹得破的痕迹。总之,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即使如此,更大的灾难,还在偷偷向他们一家袭来。
    2005年9月9日我被下到大牢十多天前的一天,在一个窄小巷口前的石阶上,我意外看到房东女主人坐在那里。我问她坐在那干什么,她说,他丈夫正在给人背东西,她等他呢。说着闲话,背完东西的男房东过来了。两口子一交流眼色,表情立即凄怆起来,说,他们正想找我这个记者为他们,为他们那被人杀害了的小儿子“做主”呢。原来,他们家名叫刘勇的小儿子因为恋爱纠纷,被人沉入水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去找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或要他们拿证据,或推推搪搪,就是迟迟破不了案。别无他法,他们想到了我,想找我给他们死马当作活马医。
    头一年春季,我和几个好友去他们家时,那小儿子正用综叶子蒙了头,追赶他们家分家的一窝蜜蜂。玩好吃好,骑上摩托都快驶出那个小小的村庄了,对面小路上飞奔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什么的塑料袋,望了我们边追边喊。我想,肯定是没有送成我们洋芋的女房东叫儿子送什么土特产给我呢。停下摩托等那小伙子跑过来一看,我的眼泪,如果不是怕难为情使劲克制着,就要被感动下来了。面部被蜜蜂蛰得红一块、肿一块的那个小伙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送来的,是我们刚才在别人那里买来,然后在他们家加工吃剩下的斤把香椿。那点香椿,即使拿到城里,不过也就管个三几元钱吧。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听了这一噩耗,我大吃一惊,也悲从心来:一个才二十多岁,活力四射,而又那么淳朴善良的小伙子,就以这样的悲惨、骇人听闻的方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才弄清楚,男房东叫刘天全,女房东姓曹。
    明明知道自己帮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忙,但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说,我会抽时间到派出所以采访的方式催促一下,促使他们尽快破案。再有,你们给我一份文字资料,我琢磨琢磨,看看还有其他更好的,为你们的儿子伸冤的方法没有。
    回到家后,义愤而又无奈的我想啊想: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房东他们一家,哪一个不勤劳?但是,他们为什么日子却越过越差,越过越苦?我想起了御用文人杨朔的《荔枝蜜》,想起了数年前我写下的《三读荔枝蜜》,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草稿,加上个主标题《剥下“大黄蜂”的画皮》并将主题深化:明明是“大黄蜂”掠夺辛勤蜜蜂的财富,御用文人们却化腐朽为“神奇”,硬是说那是蜜蜂们心甘情愿的“奉献”。老房东一家,千千万万个老房东家之所以如此贫穷,如此艰辛,就是被肉食者及其雇佣的无耻文人用卑劣的手段配合美丽的谎言等等明偷暗抢去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文章写好后,我将之连同另一篇纪念911的文章《911发生的第二天》发往海外网站。不知是是网特捣鬼,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文章没有发出来。可能正是因为我又要发表反动文章,9月9日,我落入了特务之手。
    在狱中,我多次想起了老房东一家,想起了他们托我的事情。我知道,开始,他们会盼望我,到后来,则会对我的爽言感到失望。
    去年12月份到桂花市场求衣禄后,我曾经对几个大背箩打听刘天全的情况。我对看到过他的人说,让他到某处来找我。
    12月底的一天上午,我总算在桂花市场见到了刘天全。
    唯一让我感到稍稍安慰的好消息是,他用自己背了整整13年的积蓄并借贷了一些钱,把我当年知青时住过的破旧不堪的小木屋翻新成了几小间砖混房。
    更多的消息,则是令人揪心的。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位当过六年铁道兵的汉子,早在幼儿时代,父母就丢下他这个独儿子,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他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他妻子的第一任陈姓丈夫在我知青住到他们家头一年的1977年,因为在山上劳作时遭遇雷电袭击而丢下年轻的妻子,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地故去了。当兵回到地方后,无依无靠也无钱的刘天全在他人的撮合下,来到他的妻子家,当了倒插门女婿。妻子与前夫的两个孩子,都是他抚养大的。而他与妻子生养的唯一的孩子刘勇,就是那个被人沉入水库的不幸者。刘勇死时,年仅24周岁。这一恶性凶杀案件,至今仍然没有破案。妻子与前夫的大儿子虽然能够起床了,但却永远离不开拐杖,落下了终身残疾,今生今世,都得靠他人养活了。
    淳朴而又善良的刘天全早在过年前,就知道我在打听他的消息了。不知是刚刚知道坐完牢并丢掉工作的我如今已帮不了他什么忙,还是对公检法,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但没有象当年那样再提让我帮他的儿子伸冤的事,反而说,年前他和妻子知道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后,都很高兴。“我们家今年杀了一口猪,自家喂的猪,吃粮食的,肉味纯正鲜嫩,比市场上的这些肉好吃多了。我们专门为你留了一个猪腿,你抽个时间,一定到我们家去一趟吧。”刘天全连比带划,必欲我到他们家一享美味的真切心情,溢于言表。
    谁知,今年过完年没有多久,桂花市场没有了刘天全的影子。一打听,他竟然从租住的房屋三楼阳台上跌了下来,好在伤的不很严重,回家养伤去了。
    一个多月后,重新在桂花市场又遇见了刘天全,以及他的妻子。他说,人倒霉,盐巴灌灌也会生蛆,医去了一千多元不说,两个来月的“生意”旺季,就这样给他白白地“浪费”了,弄得连五六百块钱一只的小猪,也买不起来喂养。
    我给他们买猪的钱,他们不收。我说,算我借给你们的,猪养大卖了再还我,或杀了给我块腊肉,该行了?他们还想推辞,我赶紧把话题岔开:你们小儿子的事情,如今的我帮不了什么忙。这样吧,我把他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出来,即使没有什么作用,起码也让人们知道你们的冤情吧。
    除此之外,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首发《观察》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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