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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关于改革程序和农民问题的几篇文章

说明

   在目前讨论土地问题的时候,因时间所限,笔者粗粗挑选,选了自己十余年前论述改革程序和农民问题的几篇文章,并附这些年写的另外四篇,当作目前讨论的一些重要内容和参考。

   这些文章是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的一部分。它们迄今仍然有完全的现实意义,对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更有重要意义。

   1991年笔者刑满出狱以前,上级司法部门来人找我谈话(监狱多次告诉我,我的案件属于北京司法部直管,每月每季向北京报告,监狱只是代管),他希望我出狱后继续搞理论研究,说:“我们没有看到有比你理论水平更高的人,如果你出去不搞理论研究,太可惜了。”出狱以后,一次,南京市公安局郑重其事请我去,十来人参与谈话,商量说:“你以后写文章,能不能给我们一份,我们保证送到中央最高领导人手中?”他们说中国迟早要实行西方多党民主制度。所以,我在国内写的文章,应该都送到中共最高领导手中。而且这些文章,还在海外电台广播,中共领导应该清楚文章中改革程序等等许多相关论述和建议。但是,最后,中共领导却拒绝采纳正确改革程序等等相关论述和建议,中国改革走上邪路,势所必然。

   笔者出国以后,又一再批判中共错误的改革程序,反对中共的大抢劫大掠夺,但中共顽固坚持错误程序,拒绝正确程序。

   程序颠倒,走入邪路的改革,已经困于死胡同,进退不得。但及到现在,中共仍然不思悔改,还要继续颠倒改革程序,还要在一党专制制度下,继续蛮干,还要“排除一切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继续大抢劫大掠夺。这种不思悔改的做法和他们的邪路改革,必将遭到失败。

   三十多年前,1973年,从我开始从事民主运动起,我就一直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是一党专制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和其他问题。1984年以后,我一直强调,只有先解决一党专制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问题,才能搞好经济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如私有化等等问题。一再强调必须先搞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其他改革。否则,在一党专制制度下的私有化改革,只能变成特权官僚的抢劫掠夺。

   长期以来,我在同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奋战的同时,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厮杀,孤军奋战。一些朋友为此批评说,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批判自由主义。这确实非常让人感慨和悲哀!然而,实在说,只有笔者一个人,竭力提倡新人本主义,努力根除同一根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毒瓜,孤军奋战,这是一种悲哀,但这不是我徐水良的悲哀,而是全中国、全世界理论界学术界的悲哀。

   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两个双胞胎理论毒瓜,罔顾社会的客观实际的需要,坚持推销它们的理论教条,对人类,尤其对中国,造成了惨烈的祸害。

   马列主义和各类社会主义主张砍掉右手右脚,不顾一切全盘公有化、全盘计划经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砍掉左手左脚,不顾一切全盘私有化、市场化。

   而我们的新人本主义则反对这两种荒唐理论和策略,反对这两种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实际需要,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

   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教训,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历史,以及及到目前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毒奶事件的教训,一再证明经济决定论及其双胞胎理论毒瓜的错误,证明新人本主义的理论及其一系列预见的正确。

   解决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这个矛盾和两极对立的道路,就是人本主义新人本主义,未来社会将走向人本社会。

   在目前的土地问题讨论中,我们要再一次强调:颠倒改革程序,此路不通!只有先搞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制,才能解决土地私有化等一系列问题;否则,就是继续帮助中共搞大抢劫、大掠夺。

   端正改革程序,刻不容缓,无法再拖了。如果中共继续顽固拒绝回到正确程序,那么,中国只有寄希望于全国老百姓,寄希望于全民维权、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包括符合这个目的的军事政变。

                 ——徐水良2008-10-4

   目录:

   中国改革简纲

   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

   关注农民问题

   徐水良就农民问题致人大及政府

   中国大陆对农民的歧视

   中国大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附:

   颠倒改革程序,此路不通!

   对党治国先生《土地者,天下之土地》一文的不同意见

   认真讨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要解决土地产权问题必须先搞政治改革

中国改革简纲

(南京)徐水良

1997年12月底于南京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1、非暴力类型,2、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3、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4、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像"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这次事件之后,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后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能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并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稳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这一步,再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和专制都属于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这是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念混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于国家,非国家的党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的暴力职能属于警察。警察属于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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