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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兵团岁月的知青记忆——“樱桃园驻军四连”


   夏季,是个万物伸张的季节,但我的情感却突兀有点收煞而怀旧。今夏,我就那么鬼使神差地乘车踏向了已经阔别了37年多的人生第二故乡——泰山脚下的“樱桃园驻军四连”所在地,要在那里寻觅一个旧梦:荒唐、苦涩,但又令人留恋而难以忘却的梦。那里的山山水水都镌刻着一个另类时代的另类记忆——我在兵团岁月的知青记忆。
   一路上,我被历历在目的往事,裹挟在一种历史误导了的岔路口上不停的张望。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伟大领袖挥巨手”的指引,知识青年要接受落后农村的“再教育”。于是,中国便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画卷,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这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墨点。
   记得1971年春,我未满16岁,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不久便负笈从师,正式参加了山东建设兵团独立团四连。参加兵团,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当时说我们团是工业团,四连是军工被服厂。最初,我们在济南解放桥附近的省政协大院集训。这初春的大院里,绿色层层,鲜花朵朵,环境十分幽雅。当时一些被中共特赦的省级知名国民党战俘多住在这里,如李仙洲,我们每天清晨跑操,都能见到他白发苍苍,腰板毕直地在散步的身影。我初踏社会的集体生活,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那段仅有月余的短暂生活,既新鲜,又温馨,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冲动。在这批女生居多的知青中,属我年小,因而倍受关照。
   我们每早跑步回来,房间里都被值班女生清理的整齐、洁净。女生们不仅为我们叠被子,洗衣服,还常常在院里采折鲜花,插满房间。休闲时我们男女嬉闹在院内的篮球场,自然纯真,无拘无束。她们一张张亲昵的脸庞,至今还时常伴着铜铃般的笑声,过电影似的鲜活在我脑际,也说不清她们像母亲,像姐姐,还是人生旅途上灿烂一时的红粉过客。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四月,我们结束了在省城济南的培训生活,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青年,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当我们用惊疑、困惑的目光,四下张望着那“圆石垒墙墙不到”的农家院落,问连长厂房在哪里时,连长竟指着远处半山腰那片乱石坡说:就在那里,但要每个人手拉肩扛,亲手建造起来。指导员说,眼前只能驻扎在这些老乡家里,一面开拓荒山,建设厂房;一面在临时搭起蓆棚,缝制军装。知青们一听,个个面面相视,愣在那里。谁能料到兵团军工厂从工,竟是这样一个骗局,多半知青都是被骗来的。记得当时好几个女生偷偷摸泪,指导员不得不挨个“做思想工作”。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
   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著“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我当时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最让我打怵的是,连里野营拉连,时常半夜吹起紧急集合号,所有战士必须在几分钟内摸黑打好背包,列队完毕,一行就是几十里,有时急行军跑步进行,让人紧张地透不过气来。我常常在忙乱中,因打不起背包而急的满头大汗。那种生活令我这个从小任性娇惯的病秧子很难适应。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蓆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尽管我们奋战的那片山坡乱石杂草,荒凉无水。但连队所驻的杜家庄四周景色却幽雅秀丽:南依高高的傲莱峰山脉,清澈的山溪,从山谷重叠、怪奇的石丛中流淌而下,在杜家庄上方那片樱桃园下,成就了一湾洁净如镜的水库,曾被我们誉为“知青浴池”。每逢节假休闲时,我们便在这里游泳、洗衣,知青男女仨仨俩俩散落在山谷溪流旁,把脚伸在清凉见底的水中,看着水鸟群起群落的流动色彩,心情悠然惬意。而我则常常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险峻的岩石上,静静地谛听山谷的叹息,望白云翻过山梁的游闲。那意境真令人感到自然的神圣,思想的深沉,情怀的辽远和气骨的坚挺。这池水库的半坡上,是层层叠叠、花蝶共舞的樱桃园,远近盛闻。我们“樱桃园驻军四连”的通讯地址,便缘此得名。水库的西南壁上,有棵鹤立鸡群的高大白玉兰树,是国家挂牌的重点保护植物,花盛时节,洁白遮日,清香满野。这玉兰树在我的视野里,尤如女人的感觉。记得那年春天,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下连锻炼,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女生星期天来水库周边游玩,宣传队一对孪生姐妹舞蹈演员,被那棵盛开满天的白玉兰花迷住了,硬是闹着男生上树采折。宣传队拉京胡的小冯和京剧演员李勇,不顾“禁止攀登”的树牌,爬上树冠,采折花枝向下扔,几个女生争抢着,嬉闹着,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山涧中回响,结果惊动了看山人。他寻声追来,我们仓皇逃窜,跑进竹林中。我在慌不择路的林丛,无意间发现了连里大些的知青男女幽会的秘密。那年代,男女私恋被人发现,如同做了贼似的抬不起头来。
   杜家庄村北就是“大河车站”,站下便是一条宽宽长长,像江水似的泛着浪波的大河。那河,远远望去尤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银带。每年夏季,连里都会组织集体横渡。我们住的村头农舍,身后是片爬满老藤的巨岩,傍晚时分,我常常攀上岩石,乘着凉爽的山风,遥望夕阳在大河脊背上涂抹着玫瑰色彩,又渐渐褪去了的绮丽与壮美。那景色让人久久地痴迷不已,留连忘返。即使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口号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的年代,我还是在这岩石上,用口琴私下跟“老三届”的知青们,学吹“你是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的歌曲。
   在节假日里,知青们或成群结队,或仨仨俩俩地游玩泰安城,照相、购物,喝一分钱一个的柿泥。令人最难忘的是岱庙里的茶馆。那年代喝茶并非时尚,而是我们一伙充满“小资调”的知青们,却常来此发泄人生感叹,海阔天高地倾诉、神聊。当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国柱、王稼坤、吴锡铮等。我们时常步行十几里,来这儿观赏着满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树盆景,偶尔能听到白鹭在古柏上鸣啼。我们在茶香萦绕中品尝人生韵味,那些质朴清醇的欢言笑语,至今尤响在耳。那年秋,国内爆出了“林彪事件”,团里紧急把我们集合在临时厂房里,团政委神色严肃地传达中央文件。星期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聚在岱庙茶馆里,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击了党内今天出个敌人,明天出个叛徒;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政治现实。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对现实不满”。只能几个要好的战友偷偷地说。
   我们在泰山脚下那片荒山坡上,艰难地奋斗了一年多,亲手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独立二团团部。新调来的团长,曾是“王杰营”营长,他要求我们又建起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运动场所。从此,那片荒坡上经常响起比赛的哨声。团参谋长是个球迷,个子不高,又是个胖子,肚子鼓鼓的,南方口音,说起话来叽哩呱拉,常常骂娘。他那拙笨而幽默的身影,站在那里就诱人发笑。他每每那么投入地吆喝着,奔跑在篮球场上。团里有了他,生动了不少。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时代再也没有可以撒娇的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那年月,殡葬只能从俭,不准烧纸焚香,亲朋好友和父亲单位送来一屋子的花圈,便把父亲草草送走了。当我们绕行一周,要与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望着父亲的遗容,再次扑到灵前,不肯离去。我觉得正在睡熟的父亲,仿佛眼皮在眨动,随时都会醒来。我撕裂心肺地一遍遍地呼喊,直到被家人生拉硬扯地拖走,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真的是去了。
   那一夜,我反思了父亲的一生,觉得我这“小不点”霍然就长大了,成人了。大哥的朋友对我说:“保身继事”为最孝。那话我深思了许久,琢磨怎样才是“继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俗的傲骨。否则他就不会在民国时期大学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输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分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57年反右运动中,仗义执言,并因死不悔过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他晚年精神忧郁,含恨而终。
   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深刻了我的骨质,这便又从生命承袭意义上,规导了我的人生之路的走向。送走父亲之后,不多日我便戴着黑纱,返回了兵团。那丧父之痛,使我骤然变得沉默寡语,性情渐趋内向。那时,我已开始厌恶“扎根兵团闹革命”之类的空泛说教,和那些极其虚伪的假大空豪言壮语。兵团那种强制命令型的生活,与我自小形成的放任个性,发生了剧烈冲突。我不时地感到莫明其妙地精神压抑与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让生命的意义,成为“螺丝钉”,便由此萌发了要做父亲那样有知识、有品味的自由人。我似乎一个朦胧的野孩子,豁然睁开了眼睛,突发性地有了那么一种学习瘾头,如饥似渴地探求在知识的王国里。在兵团驻扎的那农家田舍里,我是唯一一个用碎石架木板土制成小桌,夜晚孤灯幽影,贪婪地嚼读我所搜集到的各种书籍。当时我不仅向家人要书,向亲友借书,且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到泰安城买了书。可那个年代,能买到的书至多是鲁迅著作或高尔基等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记得我当时反复读过的书还有曹禺的剧本,巴金的小说,以及契可夫、莫泊桑、托尔斯泰等国外译著。我也开始从少年时代的神鬼世界、民间故事中游离出来,迈向了在文学艺术殿堂里赏宝的里程。那个时期,我涉足最多的是从大哥那里要来的唐诗宋词、汉魏六朝散文等,也由此迷上了写诗作赋,间或还与擅长古体诗写作的大哥通信讨教、切磋,交换诗作。
   当时,我们开发的那荒山打过多口机井,都没有水,水源问题难以解决。为此团里决定要兵团战士在山下那条大河坝下挖井截流,从地下铺设管道引水上山。那巨大的工程,遥遥几里,都要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徒手完成。记得我们在大河坝下挖了三四米深的长沟,从沟上到沟底架块木板,要知青们顶着烈日,把就地打成几十斤重的石头扛下截流沟垒砌。那时我体格又瘦又小,每每扛着石头踏在发颤的木板上,心里发毛,双腿发抖,但只能咬牙挺着,脖子一任石棱划出道道血痕。截流挖好后,砌成几处机井,又顺路深挖地沟上山,然后再埋设管道,引水而上,一个战役比一个战役更艰难,生活极为艰苦。那时我们时常深夜紧急集合,到大河火车站一车皮、一车皮地卸沙子、水泥、石子、砖块等。每次任务都有时间限定,必须抢装抢卸,每次装卸都是一场恶战。卸完火车后,我便瘫倒地上,全身散了架似的酸痛。没过多久,又要把卸下的物资,一汽车、一汽车地运上山去。那日子苦的让人想起都后怕。当年兵团成千上百的战士,都见证了那个艰巨的建厂引水工程。后来该厂成为泰安的一个大型企业——大河棉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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