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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中南海突围 “改革”困局信号——“三中全会”幕后解读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目标。中共为什么要在宣扬“改革开放”30“辉煌”之际,提出这一目标?就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已导致中南海“忧患”陷入无法摆脱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困局,致使“经济改革”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回避“改革”已走进死胡同这样一种非官方判断,给30年来邓小平路线的“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的确,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度发展,然而,在这高速度发展的背后,掩盖的是中国社会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阴影。中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已经超过0.5(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的危机期。尤其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在世界各国中都是较为罕见的。这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辉煌”神话是否破产、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以及政治稳定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当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事实,已经导致了农民的普遍不满,中共赖以统治的农村基础,犹如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从而加重了中南海的精神焦虑。日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披露该院社会学所调查撰写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曾在发布2008年《社会蓝皮书》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强调,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下,要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警惕在宏观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些数据较好的情况下,民众的不满程度也在提高。该报告认为,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而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正成为当前一些地方社会不安定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造成上访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建嵘先生曾基于在湖南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调研室课题组的研究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群体性事件增多,对抗性增强,在农村,干群矛盾增加。农民上访告状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问题的时候,许多研究都涉及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原因包括农民收入下降、城乡矛盾扩大和农民负担过重。他们表达不满的理由往往是直接利益所受到的损失,如负担、土地分配等等。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农民的不满不仅仅是针对某一项直接的利益损失,甚至一些对负担的抱怨和抗议也非仅仅指向负担本身,而是以此为契机,传达一种更普遍的不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紧张和冲突不断增加,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断加大,对抗事件明显增加,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动摇。这实质上就是在向中共的政治统治敲响警钟。
   日前,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中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高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如今的3、33∶1。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如此的“改革”成果,正成为一颗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可能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被称之为“增幅最高、差距最大”的国务院该专项报告,依此两组数据,大大泄露了的中国“改革辉煌”背后的谜底与阴影。这既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幕后的经济主题,更是中南海内部忧患的政治困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基数太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本月14日官方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二00八)》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现全方位扩大:一九七八年至二00七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七点五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七点三倍。但一九九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二00七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近万元。过去十七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近十二倍。”该《绿皮书》认为,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起到间接作用。同时该《绿皮书》还指出,中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根据城乡户籍制度对不同的人实行迥然不同的保障待遇,是有失公平的,有必要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全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至今还在享受着各种政策与资源优势,而城市获得的优先发展、优惠政策,同样会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竞争与发展条件的不平等,并成为城乡居民收入以及与收入相对应的生活与发展质量指标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是中共统治得以稳固的政治基础;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理由。然而,如今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动摇;农民现在已不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了。他们与城市生活水平相比,差距太大。如今,中共亲手创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30年“改革开放”难于破解的困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剥夺了农村居民应享的公民权利,而且阻碍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农民只有享有充分的地权,并可以自由迁徙、自由签订劳动合同,才能与资本结合,进行生产活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正是把会议的指向,对准了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如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尽管该文件为减缓社会冲击力,文本避免使用“土地流转”这一提法,但我们还是可以窥见这个文件背后的政治隐患与政策导向。
   不久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专此为中共突破“改革”困局,在海南、浙江、湖南、吉林、重庆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该调研的情况表明,今日中国与“城乡二元体制”相对应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的瓶颈:农村土地承包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面临法律和政策上的束缚,制约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地效益提高;城乡二元户籍分割使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三农”融资问题难以有效突破;行政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将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
    其实,本作者早在2006年首发于人与人权刊物的《中国户籍制度制造不平等——现代文明呼唤迁徙自由》一文中就谈到:当今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祸根正在于僵化的户籍制度。 中共建制后,始自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人民就开始在国家公权的剥夺中体味着身份不平等与生活不自由的禁锢。世所诟病的中国特色户籍制度,就是一种人为地把公民分为市民和农民的不同等级,野蛮专横地把农村人口终生排除在享有资源专给、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体制之外,沦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悲惨境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宪法几修几改,均为触及这种事实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如此霸道地把农村人口终生排斥在城市体制的优惠之外,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强权藩篱,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障。中共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了包括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且至今难以打破。因此要解决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所以,只有先消除现存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体化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土地自由“流转”后,才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在城里找到工作。如今,中共终于明白过来,由其亲手创制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藩篱若不被推倒,殉葬的就不仅是“改革成果”,更是执政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由此可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不得不把议题的焦点对准农民的“地权”与“城乡二元结构”了。于是,该会议公报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就是在释放一个要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并激活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开始,突围30年来“经济改革”陷于困局的强烈政治信号。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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