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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乡先贤翁同龢

   
   
   
   
    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也是故乡先贤、晚清政治家翁同龢被罢黜110周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68岁生日那天,慈禧太后令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怅然南归的翁同龢最初在常熟城中租屋暂住,待虞山西麓翁氏丙舍旁新建“瓶隐庐”后,即退隐山林,离群索居。1904年7月4日,老人溘然长逝,葬于距“瓶隐庐”一箭之遥的翁氏家族墓地。

    老人长眠于地下104年之后,我于今年10月1日首次踏进绿荫蔽日的翁氏墓道,与我同行的有章虹及她的妹妹和妹夫。使我略感吃惊的是,与我所曾见过的名人墓相比,安葬着两代帝师翁同龢和他的祖母、父母及兄嫂等人的翁氏墓冢,显得十分质朴、简约,几乎与山野浑为一体。无论是墓道中的石阶,还是坟茔本身,都甚少修缮痕迹。尤其是,墓碑很小,字迹已不易辨认。或可作为翁墓独特标记的,是墓前挺拔苍劲的桧柏;翠柏之下,翁氏安卧。
    据信史,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危局中,翁同龢是一位不畏险恶、力主变法图强的高官。当时,颟顸可笑的守旧官僚充斥清廷,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桐,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主张“宁可亡国,不可改革”。在那样的情势下,翁同龢挺身而出,堪称难能可贵。翁同龢明确宣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1898年6月10日,翁同龢奉光绪之命代拟国是诏。6月11日黎明时分,翁氏将定稿进呈光绪,光绪当天就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以变法为国是,从而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翁同龢起草的国是诏,几乎全盘采纳了康有为关于军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及康氏关于经济革新的大多数条陈。但是,康氏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则并没有被写入其中。为什么?因为翁同龢的政治立场是保君兴国,他想看到的,是厉行新政、大有作为的专制君主,而不是宪政秩序下的立宪君主。
    翁氏长眠百年之后,当朝高官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他们的主张是:保党兴国。即通过改革来力保共产党的垄断执政地位,在不要多党民主,不要三权分立,不要宪政的前提下,实现“大国崛起”。应当说,这一事实让人震撼:在政治这个维度上,他们与百年前的翁同龢相比,居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窍和进步。作为后人,我们对百年前翁氏的“保君兴国”不必也不应苛责。然而,在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当局还奉行与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保党兴国”,则是何其落伍、何其不可取啊!
    翁同龢的另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身为朝廷重臣,却廉洁自守,开缺后几乎两袖清风,囊无余资。伫立翁氏墓前,遥想晚清政坛贪腐成风、硕鼠麇集,而他却出污泥而不染,不能不令人顿生感佩和敬重之情。不过,翁氏决想不到的是,百年之后的中国,贪渎之风更炽,以至今日之域中,几乎无官不贪。别的不说,离虞山不到百里之遥的苏州,一位六品副市长的受贿金额竟然超过一个亿。
    谒墓之后数天,我在常熟石梅广场与友人品茗叙谈,议及肃贪这一非敏感话题,很快得到了敏感的共识:晚清的贪腐,是皇权专制下的制度性贪腐。如今的贪腐,是一党专政下的制度性贪腐。治贪之良策,既不是翁同龢的“保君”之道,也不是当局的“保党”之道,而只能是民主化之道。
    我尊翁同龢为故乡先贤,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难能可贵”外,还特别因为他对待“群体性事件”的贤明态度。1898年夏秋,因遭受百年一遇之旱灾,常熟不“熟”。然而,农民却照常被强征租税,不得延宕。别无选择的百姓绝地反击,奋起抗租并抢劫大户。事件暴发之后,官府“旗帜鲜明,决不姑息”,请调淞沪水师加以弹压,抓捕、关押和拷打抢粮农民。翁同龢得知事讯后,不是高唱“稳定压倒一切”,也不怒呼“刁民闹事,严惩不贷”,而是了解真相,问明原委,并立即赶往县衙,面告县令不可将饥民当乱民,不可逮杀诛戮无辜。接着又托人带亲笔信给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要他们调拨粮米,赈济饥民。三千石赈灾粮及时下拨后,赈济灾民二千九百多户,救助饥民二万多人,抗租抢粮事件很快真正平息下来。
    严格说来,对翁同龢的评价至今还不能算已经盖棺论定。人们记忆犹新的是,5年前热播的《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为了给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做翻案文章,竟罔顾史实,将翁同龢塑成了恭亲王所称“翁心叵测”的伪君子真小人。如今我说翁氏,就提三条。我相信,这三条是站得住脚的。
   
   
   2008年10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0月28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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