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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珍“寻衅滋事”案再审申请书(图)

(博讯2008年10月24日发表)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王水珍,女,195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中学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上海市黄浦区金机塑料化工有限公司下岗职工,

   

    户籍地:上海市国庆路243号,暂住地:上海市国庆路110号

   

    辩护人:马亚莲,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

   

    工作单位:上海工具公司,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迎勋支路5号。

   

    再审请求

   

    申请人因寻衅滋事案,不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04)闸刑初字第249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刑终字第254号”刑事裁定书,特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乞望贵院能秉守良知、道德和法律,依法核查后驳回一、二审判决、裁定,改判申请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故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枉法听命判决,严重侵害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正当合法权益。

   

    一、一、二审法院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准申请人查阅、摘抄、复制本案与诉讼相关的案卷材料,给申请人提起再审申请故意设置障碍,是对申请人合法权利的严重侵害。

   

    查《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有权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材料等。

   

    再查第三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1至2人作为辩护人。委托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亲友等等。

   

    由常识和法律规定可知,辩护人既可是律师,也可是其他辩护人,只要不是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必须在申请人的委托赋权下,才有权行使上述权利,申请人本人当然更可以行使辩护权,更有权利行使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可以行使的查阅、摘抄、复制之权利。

   

    然而,一、二审法院却故意违背法律规定,无任何理由拒绝申请人因提起再审申请要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案卷的要求。

   

    由于申请人一、二审聘请的郭国汀律师在事务所的所有资料被公安查抄,且郭律师已出国,使申请人无法从律师处获得一、二审案卷,何况郭律师当时就因司法机关设置障碍,只获准查阅、未能复制本案相关材料。故申请人为提起再审申请,就到法院申请复制或查阅、摘抄,然却被一、二审法院拒绝。二审法院将申请人推到一审法院,称应该到一审调取;一审法院本案审判长华赛英法官无任何理由违法拒绝,2008年6月25日,华在电话中蛮横声称,就是不许申请人查阅、摘抄、复制。在本人向一审法院信访接待员012反映后,华赛英改称:本人(即申请人)不能查阅、复制、摘抄。而012接待员也只充当华赛英的传声筒,全然不理申请人据法、理指出华法官的谬误和合法的请求。申请人合法再审申请权受到严重的侵害。

   

    现申请人凭据事实和一、二审开庭时的回忆、律师曾告知的内容、律师书写的代理词和上诉状,对本案的违法性质作了下述陈述。

   

    一、一、二审法院完全回避公安机关、检察院对申请人从刑事侦查阶段起就存在侵害的事实。程序是实体公正的前提,程序违法必会导致实体审查的错误。一、二审法院从审案开始就都有故意包庇控方的行为。

   

    1、本案公安机关管辖权错用,对申请人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都构成违法。

   

    按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既在火车上实施违法,本案的管辖权就应该属于上海铁路公安机关,然却由闸北公安分局在事发十二天后将申请人刑拘,已构成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

   

    且人所公知,将一个女性裤子当众脱掉,属于构成非常严重的人身伤害,何况还有殴打的事实存在。受害者必定在事发当时就报案,而公安机关必定在事发当时就调查并将犯罪嫌疑人予以必要的刑事措施。然而本案发生时,却奇怪的在事后立即放掉了侵害嫌疑人、即本案申请人。

   

    按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所称,申请人在2003年3月7日就实施了对所谓的“受害者”朱建英上述严重的人身侵害,且事发当时有经验丰富的铁路公安乘警、民警在场旁证,但却未对申请人实施刑事措施,而是在超过事发时间十二天后的3月19日才将申请人刑事拘留,与常理、法理不符,已说明“受害者”、其他证人的事后指控存在严重的不实。

   

    闸北公安分局在将申请人刑拘后,也未按法律规定,在24小时内提审,而是在刑拘二天后才提审,又构成对申请人的侵害。

   

    更荒唐的是,申请人从未见到过延长刑拘决定书,但依然被违法延长刑拘至22天后,4月10日公安机关对根本未提出过、也未签名同意遵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规定、且具有严重“伤害”她人的申请人“取保候审”,是完全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该取保候审决定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当然对申请人也就无任何约束力。

   

    事实上,现在上海各区政法机关,都惯以所谓的“取保候审”来威吓、限制访民进京上访,王水珍被“取保候审”,显属此类限制措施。

   

    否则,公安机关会如此宽容、且违法将拒不承认犯法、也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侵害嫌疑人放出吗?而本案如果真象控方所述事实清楚、铁证如山,那末案件调查应该是极为顺利的,根本不需对申请人以延长刑拘、取保候审来进一步“查证”。

   

    在法庭上,申请人未见控方出示过对申请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起的任何证明刑事程序合法的一系列相关证据,对申请人的关押完全就是肆无忌惮的违法滥用公权。

   

    2、本案控方闸北区检察院也完全无视公安机关刑事侦察期间的明显违法,将申请人逮捕、公诉,是听命领导旨意、故意实施错案的继续延伸。

   

    2003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等上海各大报刊均登出:2007年7月22日上午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到闸北区就依法做好动拆迁工作专题调研,并与区委领导一起专程看望了因做动拆迁群众思想工作而被殴打致伤的北站街道永顺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朱建英,指出“对极少数无理取闹、违法乱纪的动迁对象,必须依法严肃处理”。

   

    于是7月23日下午,在距案发四个半月、“取保候审”三个半月后,申请人就被神速地批准逮捕了。

   

    此明显系相关部门向市委领导故意夸大事实、欺瞒谎报、市委领导也官僚作风、以权代法的错案,就这样在各级政、法系统的竭力积极配合下,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成立了。

   

    但令人再次费解的是,既侦查那末长时间、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地向领导汇报后予以逮捕,应该是无需再由检察机关长时间审查了,但本案却又缓慢地于2004年3月31日才提起公诉,此时距逮捕日已过八个月零八天、距“案发”近一年时间,难道是出于对嫌疑人、对法律的慎重和尊重吗?

   

    由本案另一重要“犯罪人”盛燕芬先取保候审、后因认“罪”态度好、有“悔悟表现”而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和当前对访民的种种法律“限制措施”看,此案真正目的是要申请人也认“罪”后,有“悔悟”表现、且不再进京上访,以给领导面子,使相关部门将谎报变成事实,令积极参与看管访民的“干部”“动迁人员”以安慰和动力,那末长时间才提起公诉实是做申请人的工作。在看守所,公安、检方人员多次向申请人提出:只要供出是谁打过朱建芬的,签好动迁协议,或者承认犯法、表达悔悟,不再进京,就可以立即放申请人回家。

   

    一、二审庭审时,申请人都提到,在事发当时,曾有政府派出的截访工作人员拍摄像,并提到,市府副秘书长柴俊勇也说过,究竟谁说谎了,以录像为准。申请人要求法院调阅摄像查证,但却被置之不理,此明显故意包庇、违法的行为,再次为一、二审法院系枉法审、判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下再由本案对王水珍定罪的证据均系伪证作如下简述,来进一步说明一、二审法院的违法判决性质。

   

    二、一、二审法院枉法认定公诉方提供的伪证合法有效,全盘拒纳申请人的律师指出本案的种种疑点和对访民实施报复、打压的违法性质,是对刑事诉讼证据等相关法律的再次公然践踏与亵渎。

   

    鉴于申请人的二位律师郭国汀、王显清先生在一审辩护词、二审上诉状中,都已对申请人未叫骂过 “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套在头上示众”、未实施过动手拉里弄干部裤子并殴打该干部、朱建芬和其他相关证人的证言都是伪证,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等等,在实体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但一、二审法院却完全置事实、法律不顾,强行认定公诉方提供的根本无证据效力的伪证、杜撰,全然拒纳申请人律师的任何意见,枉法对申请人定罪;更鉴于上海当前司法不独立、法官唯令是从的司法现状和你院涉及访民案件时也不能自律清正、以权代法裁判的诸多先例;加上申请人前述一、二审法院都违法不准申请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的合法请求,使申请人难以正常行使申诉权。故申请人已无必要再赘述一、二审中律师对事实和法律的论证,本案再审在实体方面的具体事实和理由请上海高院法官直接审阅申请人律师递交一、二审法院的辩护词、上诉状、控方提供的证据等庭审案卷,申请人只根据一、二审法院判决和二位律师对证人笔录的引用、分析。简要归纳如下:

   

    1、事发当日,“受害人”朱建英和另外三个证人,其中包括乘警张嵘峰和民警张叶华,都未提到王水珍说过“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套在头上示众”之语。后来证人们才纷纷改口“证明”王水珍说过此话。

   

    朱建英本人提到王水珍骂过的话,先后有过三次不同的陈述,最初也是认定是盛燕芬讲的,但7月8日变成了:“王水珍高声讲:将她裤子套在头上示众”,

   

    公安在事发当天,只对朱建芬和另三位证人乘务员许丽俊、乘警陈嵘峰、民警张叶华作过笔录。按常识,事发当天是人们记忆最为清晰的时刻,然朱建英本人及三位证人对此重要事实均无任何陈述,之后五、六天甚至几月后,却突然纷纷改变当天陈述,冒出王水珍骂过此话,显然不符最基本的情理。

   

    且袁鸿盛民警和张叶华民警都证明有一位老人说过脱裤示众的话,盛燕芬证实:“卢湾区的老太婆也叫把朱建英的裤子拉下来,套在头上让朱建英示众”。

   

    而一、二审法院却完全不顾上述事实,强行枉认事后的所谓“证言”,此类情况在本案判决中多次发生,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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