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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今中国需要并且必将产生伟大的【国师】
·3.《特权论》作者进言于陈奎元先生
·4.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遵循和信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
·Ⅱ.【国师】必须具有的学养
·Ⅲ.【国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Ⅳ.【国师】必须走在时代前面
·Ⅴ.【国师】必须能够提供制定正确政策的理论依据
·Ⅵ.【国师】更不能是“棍子”
·5.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在理论上搞清的几个重大问题
·Ⅱ.必须找准病根:揭示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
·Ⅲ.必须能够重铸国魂信仰:有效匡扶世风道德
·Ⅳ.必须能够清楚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路线左右极端化恶果的生发原因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6.对陈奎元先生“批判普世价值” 误国乱政违宪罪行的批判
·Ⅱ.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是严重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
·Ⅲ.陈奎元先生应当考虑你一再反对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的适用性,是否犯了【渎职罪】?
·Ⅳ.陈奎元疯狂反对普世价值政改,必将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且看陈奎元先生误国乱政极其虚伪且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7.1
·Ⅱ.谈暴政禁言必亡,却反对普世价值政改
·Ⅲ.谈反腐崇俭,却无视空前绝后的制度性贪污腐败
·Ⅳ.谈“亲民、养民”,却把中国人民当作猪狗牛马来奴役
·Ⅴ.谈要“摆脱兴亡周期率”,却疯狂反对民主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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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弥勒皆大欢喜学说】是本次人类文明毁灭大劫到来前夕的导师之言
·11.【弥勒皆大欢喜学说】既是 上帝信仰的中国化,也是 上帝之道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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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华国锋没有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

幸存者秉公定论华国锋22


   
    陈泱潮(陈尔晋)
    2008-9-4

历史无假如。但是,可以通过假如来推演历史的诸种可能性。


设使华国锋没有发动【宫廷政变】,中共将在1976年10月中下旬举行第10届3中全会。全会将传达和贯彻毛泽东生前【既定方针】一系列内容,首先是关于毛泽东的交班安排。毛泽东关于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有问题,找江青”的最新最高最后指示,将令全中国家喻户晓。华国锋将根据伟大领袖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带头推举和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交班安排,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陈锡联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段时间以来担任毛泽东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同志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全会公报强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定要继承毛泽东主席遗志,坚持继续革命,明确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要把限制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外关系上要高度警惕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要坚持毛泽东主席一贯强调的国际主义精神,始终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全会一致通过把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头子邓小平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总之,被华国锋汪东兴等销毁的中共中央93份文件,将有很多内容在这次毛泽东死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传达和贯彻。


邓小平一伙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受到沉重打击,根本谈不上复出的可能性、大势所趋,叶剑英以及陈云一伙圆猾的新老官僚会积极表态热烈拥护新的党中央,表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江青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样一来,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一时得以继续延续,但“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


长期以来中共右派大官们把“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大方向来针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左派则一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再强调要将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准确的说法是走特权资本化道路)的当权派。


一旦左派全面上台,才会把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本义落到实处。


在《特权论》一类文章的推动下,张春桥姚文元之类人物会重视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的研究。


尽管中共江青-张春桥左派,不会像邓小平这样放手吸取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让党官们先富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等原理,会促使左派主导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往上层建筑制度体制层面去探究问题,尽管深度会有差异,但是毕竟终究会发现和正视上层建筑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特权论》所揭示的现存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高度组织的政经合一的公有制社会化生产和权力被极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即权力专制化)的矛盾】的作用下,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变革的方面,显然会比邓小平一伙具有能动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变革会快很多,专制独裁体制的寿命会短很多,中国很可能已经与前东欧、苏联同步,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就已经进入民主化……


这个判断既可以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强调巴黎公社原则(普选制等等)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宪法……看出,更可以从1976年初《毛泽东18条指示》所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对象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来加以肯定!尤其可以从毛泽东针对中共党内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提出和强调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来加以推理,也可以从毛泽东交班的人事安排来推测。


毛泽东针对中共党内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其中已经包含了对原有制度体制要加以革命性改造的因素和命题,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6条》,已经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旧有体制进行“斗、批、改”。尽管这种对原有制度体制要加以革命性改造的因素和命题在左派头脑里尚处于朦胧状态,但是在当时定稿了的《特权论》里已经被十分清晰地勾画了出来: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三权分立实行议会制总统制两党制由竞选和全民普选来决定当权者的民主制度。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社会变革理论的明确,是社会发展所孕育的变革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而社会变革理论的付诸实践,在于时空环境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契合。当社会变革理论的提出者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时候,人和尤其需要体现在主政者的明智抉择。


有关《特权论》所阐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一党专制必然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问题上,在有关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在必须限制和反对党官特权的问题上,在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问题上……邓小平是持强烈抗拒和反对的态度的,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则和《特权论》比较接近……因此可以判定,即使《特权论》作者人身安全在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当政的情况下可能更加危险,但是,《特权论》所阐发的观点,却更加有可能为毛泽东-江青-张春桥所接受。江青上台,《特权论》会产生更加积极和重大的影响。


之所以说从毛泽东交班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在现存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高度组织的政经合一的公有制社会化生产和权力被极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即权力专制化)的矛盾】的作用下,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推动政治体制民主化变革的方面,显然会比邓小平一伙更加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因为毛泽东交班的人事安排第一个特点是启用新人,年轻人;第二个特点是已经把党政军权力作了切割和分立(江青任党主席,华国锋任总理,陈锡联任军委主席,毛远新或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而不是如华国锋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后党政军权力都更加反动更加有利于专制独裁地集中于华国锋一个人的身上;第三也可以从陈锡联被任用为军委主席看出端倪。


陈锡联是中共军队一位具有品德和才干都非常特殊非常杰出的将领。不仅陈锡联在战争中是一员名将,骁勇善战功勋卓著,重要的是陈锡联观察事物为人处事特别能持守中庸之道,因而四平八稳特别能团结人。尤其重要的是陈锡联能够刻苦学习从不居功自傲视名利如淡水……他虽然在军队中位阶不及叶剑英,但是大多数时间都一直是带兵主官,以后又先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军队中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人脉资源。因此可以判断陈锡联作军委主席,对于稳定军队和顺应民主的历史潮流,都是能够寄以厚望的人物。


这样一个党政军分立的班子,在把反修防修当作头等大事而又坚持针对党内官僚特权阶级进行继续革命明确认定要限制官僚特权的路线,显然比较容易走上优先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之路。至少不会搞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的毒药路线【腐烂党根、毁坏国本】。


——上述假如,当然是一种比较乐观的假设。其实,现实生活显然会复杂曲折得多。即使江青-张春桥能够考虑到毛泽东毕生希望成为世界级导师和领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对旧制度实行斗批改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以普选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膨胀,有可能认识和接受《特权论》关于【现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及其解决之道】的学说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在实践上渐次进行制度民主化转变,但是,整个中共左派势力和邓小平右派势力都有一个几乎是共同的特点:对美国式两党制民主制度,有一种反对和抗拒的本能。因而江青-张春桥要推行《特权论》所提出的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也是有着相当的困难。


对此我在1982年被关押在云南省看守所的实际经历可以证明。当时云南省看守所只关押着我这个中共中央钦定的“全国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和云南省8.23造反派的最高头头所谓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有的官至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即副省长),其他有云南省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组织部长……最低的官职是副厅长级。我和他们原先都是各居一室单独关押,在他们结案之后,看守所出于某种需要,也许是要进一步摸清我的思想状况,曾经把我和其中两位先后分别短暂地同囚过一室。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鉴于他们属于中共左派的经历和当下的遭遇,鉴于他们对我这个在看守所敢于挑战当局训斥看守所管理人员的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便向他们宣传了我的《特权论》关于官僚特权阶级必然产生,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两党制的观点。岂料两位仁兄都一样的表现:一方面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您讲话如雷贯耳茅塞顿开……”,一方面对实行两党制建立民主制度又加以坚决否定!只有当我抬出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支持实行两党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原话来的时候,他们才无话可说——这可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思以及列宁关于共产国家必须吸取欧美社会制度长处无产阶级不能只是有一个政党巴黎公社原则“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 一系列论述对于中共左派是具有说服力的,一旦主导中共中央的江青-张春桥能够接受,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两党制的提法和主张是能够获得左派通过的,在那种情况下,右派也乐于有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当时我感到他们这种反对建立两党制民主制度的态度,不是出于当时身处监狱,而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极左思想,以至我曾经不能不极其愤怒地斥责他们:“到了这步田地,你(们)成了阶下囚被判处了重刑还居然如此执迷不悟!你(们)到底是什么造反派?如果你们就是造反派的话,那只能算是跪着造反的改良派!……”


这个实际经历充分说明,江青、张春桥及他们的追随者是不会主动地彻底地实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但是,在主导中共中央江青-张春桥接受实行两党制变革的情况下,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吸取欧美社会制度长处等等一系列论述,是能够促成江青、张春桥的追随者们转变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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