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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土地流转“杀”农民

   
   
     日前,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胡锦涛在会前所提的农村土地流转,没有如前御用文人所标榜的那样,是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解放农民的第三次土地革命。而仅仅只是抽像地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可以说胡的土地流转并没有以政策,法律确立下来,但却给具体执行处理土地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模糊的空间。
     
   在胡锦涛提出土地流转前,发生在去年岁未农民分地的一事件值得一提。黑龙江富锦农民土地被市政府占用,农民上访十三年不成,向阳,川镇,长春岭的二千多名村民,终于在去年岁未选出八个代表,开始私自分配原就属于自己的土地。政府动用军警和黑社会相威胁,村民威武不屈,声称即使“宾拉登来了也要分”。现在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两名代表于长武和王桂林却在奥运前被判了刑。富锦失地农民的分地行动,受到中共体制内外的学者的关注,指中国的土地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称富锦农民的分地行动,是继安徽小岗农民私分土地,引起的土地承包制后的新一轮的土地革命。这样大的事,胡锦涛当然不会不知情,胡是否通过富锦分地,感受到土地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提出土地流转尚不可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最大问题。中国社会最近几年,几乎每起贪污都和土地有关,几乎每起民众维权抗暴运动,都是土地问题所引发。

     
   单纯地看,胡锦涛所提的土地流转确实有着进步意义,一方面,土地通过流转,可以集约土地进行农业企业化生产,增加农业生产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实现农民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土地流转没有确认土地的私有性,实现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是只要农民有权流转(其实是出卖),所承包的土地,也等于说土地已有了私人性质。但要实现土地流转,首要的问题,是要确认农民所承包的土地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权利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群体农民,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来保卫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在提出土地流转的同时,必须能够做到保护农民的这种权力,光靠空头的文件,立法也没有用,而是要通过中央的行政立法,一整套制度来保护,否则土地流转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只得到很微乎其微的回报,使他们无法依靠出让金所得赖以生活。使靠土地微薄出产生存的农民,失去了生活最后的依靠,更遑论进入工商领域了。这些农民必将加入已经人多为患的农民工队伍,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胡锦涛提出土地流转以前,其实中国农村的土地已经流转了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中国有八千万农民,因此而丧失了土地。农民从老三农“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又添新三农“农民无地可耕,农民无业可就,农民无处可去”。为什么土地流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二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所有土地案件就可以得到答案。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征用,基本上是地方政府与商家合谋,以种种方式相威胁,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土的属性是国家集体所有制,因此,无需通过农民的同意,村队干部同意即可以达成交易。以私分土地的富锦为例,富锦市政府和韩国商人,以建立农业公司的名义征用土地,土地征用后农业公司没有搞起来,农民也未能到农业公司就业,无业的农民,只得向政府租用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生活,从而造成了当地农民的维权抗暴运动。因此,只要农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政府还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被贱卖,“流转”就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因此,在胡锦涛提出土地流转问题后,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反映。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流转只不过是政府又一个掠夺农民利益的新招。中共执政以来,在土地问题上,政府的反反覆覆,出尔反尔,农民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信任。
     
   解决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海峡对岸的台湾的成功经验,到是非常值得借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处在相对稳定的执政时期,在大陆因兵荒马乱而没有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得以实现。六十年代政府开始将地主手中的土地购买下来,分给无地的农民,使中国的农民第一次在台湾获得了千年的梦想。但是政府并没有因土地分给农民,就算完成了土地革命,政府分完土地后,还帮助农民进行生产,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允许土地买卖流转,因为当时土地的价格还非常低廉,如果农民将土地出卖,所得的钱无法保障农民的生活。七十年代后,台湾的工业开始起飞,城市对土地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但是相对来说,土地价格虽然已经开始高涨,但仍然达不到将土地资金转到工商领域的程度,政府对土地的买卖控制非常严格,轻易不让农民出卖。一直到八十年代,土地价格已经非常惊人,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土地买卖,当时台湾产生了一大批有钱阶级,即是卖了土地后投资工商业的农民。政府的功能是保障社会的各阶层的利益,不使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帮助各阶层的人士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本身成为一个利益团体,不但不在各阶层中进行利益调和,维护弱者不受侵犯,发挥政府的职能,反而与民夺利。二十年来,土地流转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又通过地方财政的高税收,而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胡锦涛提出土地流转,在没有得到法律和行政的保护以前,土地流转只能使承包土地的农民,成为任人宰割的群羊。胡锦涛如果真的为农民着想,提出土地流转,那么必须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上写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农民在流转过程中利益不受侵犯,一当地方政府和商家侵犯了农民的权利时,中央政府将明确站在农民这一边,如果中央政府意识到无力保护农民的权利时,就应该认农民有组织“农会”的权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也请胡锦涛政权从释放富锦农民分地代表来表现诚意。在三中全会长达几千字的公报中,没有一条具体涉及保护农民土地的措施,全是套话,空话,大话。三中全会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将土地“流转”和有关措施写在公报上,主要原因是怕日后土地流转所产生的问题,由中央政府担当。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时,中国的经济其实也早已开始衰退。这些年来,中国的GDP主要是通过土地的流转来实现的。为了使中国的经济不至于衰退,只有加大土地的流转来实现。在胡锦涛的指导下,在三中全会公报的含糊其词之下,地方政府和投机商们,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流转将更为有持无恐,土地流转必将给更多的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胡锦涛的土地流转实际结果是“杀”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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