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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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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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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来源:观察

   自传是所有文体中最困难的一种——当然,这只是对那些有勇气和良知面对真实自我的人而言。大多数中国作家早已习惯了这个由谎言组成的世界,也习惯了在自传中毫不脸红地粉饰和说谎,他们的那些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自传,可以成批量地制作和生产,而此类垃圾作品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送进纸浆机中销毁。真正有价值的自传,往往充满了自我质疑、自我追问、自我否定,以及对那些隐秘的历史事实和内心中的丑陋一面的挖掘。这样的作品必然具有争议性,甚至引发轩然大波,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在这本回忆录中,格拉斯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六十年前曾经充任希特勒的青年党卫军的最黑暗的一页。这些内容使得格拉斯在多年来在德国社会形成的道德英雄的形象,受到了相当严重的伤害,人们质疑说:他为什么要隐瞒如此之久?尽管如此,格拉斯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在书中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他也深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人记忆具有不确定性,个人记忆有可能“去真存伪”,所以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去“自我保护”,最后才能直抵真相本身:“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有很多层皮。层层何其多,剥掉重又生。你去切洋葱,它会让你流眼泪。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可以说,不仅剥洋葱者本人会被刺激得流泪不止,旁观者也会被眼泪遮盖住视线。

   每个人都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去。在“剥洋葱”的过程当中,当事人必然会时不时地与“为了忘却的记忆”狭路相逢,当旧的伤疤被猛然揭开之后,更会有撕心裂肺的痛楚。所以,如果没有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你最好不要轻易提笔写作自传。旅美女作家巫一毛的自传体小说《暴风雨中一羽毛》,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动人心弦的自传之一,也是一本“剥洋葱”式的作品,这种决绝的姿态在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离开中国大陆二十多年之后,经过了第一代移民普遍经历的挫折、寻觅与打拼之后,巫一毛在美国加州过上了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她以为从此便摆脱了中国、摆脱了噩梦。然而,中国与噩梦仍然像大毒蛇一样缠绕着她。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拯救之道在于写作,通过写作为整整一代人作见证。当《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英文版、中文版以及其他诸多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作品的发行相当成功,乃是因为完成了“见证人”的神圣使命。

   有意思的是,许多评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见证”一词。杰出的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指出:“通过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的长年受难,《暴风雨中一羽毛》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泽东统治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杰出的华裔作家哈金赞扬说:“《暴风雨中一羽毛》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他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它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究底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一个幸存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死难者,一个言说者的背后有千百个沉默者。俄国伟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干脆就直接取名为《见证》。与之相似,对于“出黑暗入光明”的巫一毛来说,写作既是一种自我拯救,也是为那些无法控诉暴政的无名的死难者开口,她在写作的时候,感到躺在身后的有重重叠叠的冤魂。这样的写作显然不是一种享受,巫一毛在总结那段艰难的写作过程的时候说:“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许多部分都难以下笔。有时候,写到特别伤心的事,像好朋友的死,我往往坐在电脑面前,泣不成声,许多天都失魂落魄,不能再碰那块心上永远流血的伤疤。写书的过程,也是个疗伤的过程。写出来,得到一种解脱。”正是经过“剥洋葱”式的写作,巫一毛不再是一名无助地等待伤害悄然来临的女孩,不再是一片在暴风骤雨中随波逐流的羽毛,她的书和她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她。

   作为一个女孩,生活在中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共产革命是以对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的摧毁为代价的,而女孩们,优雅的、美丽的、孱弱的、羞怯的女孩们,通常处于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最低的一层,于是魔爪便首先伸向她们。多名在毛泽东时代度过其青春时代的女性,近年来都先后出版了回忆录,并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比如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杨瑞的《吃蜘蛛的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及巫一毛的《暴风雨中一羽毛》等。如果将这几本书对照起来阅读,便能够勾勒出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女儿们生存状态的全貌。这几位作者分别隶属于迥然不同的阶层:张戎出生于中级军官家庭,杨瑞出生于红色外交官家庭,虹影则出生于底层劳动人民家庭,惟有巫一毛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家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或近或疏,但没有一个是中共政权的反对者或批判者。但是,这些家庭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毛泽东掀起的政治运动之中,家破人亡,血泪斑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血腥的暴力侵入每一个家庭的时候,父母根本无力保护子女,家庭中的孩子特别是其中未成年的女孩,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者。这些女孩沦为贱民阶层,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过早地体验到了社会的险恶,过早地遭受了暴力的侵犯。当然,这几位女孩的性情也各不相同:张戎有军人的坚韧,杨瑞开朗而活泼,虹影具有草根阶层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只有巫一毛像林黛玉一般多愁善感,所以她能够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巫一毛的苦难,来自于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的“三重罪恶”。第一重乃是制度之恶,乃是极权主义之恶。数年以前,巫一毛的父亲巫宁坤教授出版了自传《一滴泪》。在昔日燕京大学英文系的五名教授中,巫宁坤是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暴之后惟一的幸存者。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王友琴指出:“如果说在一九五七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极权制度,将有计划地重肉体和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当作其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巫宁坤于一九五一年便放弃了美国的学术生涯,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从返回祖国效力,且一直谨小慎微,但仍然被视为潜在的“敌人”而受到整肃。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之际,巫宁坤再次遭受批斗。刚刚八岁的巫一毛,亲眼目睹了尊敬的父亲被学生们暴力殴打和恶意凌辱的场景,而且她还不能置身事外,比她年长一些的红卫兵强迫她在父亲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叉。此后,他们一家人被驱赶到农村,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随着文革的升级,家庭被拆散,父母被带走,刚刚十岁出头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弟弟一起相依为命,过着孤儿一般的凄惨生活。只有将柔软的心变成石头心,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极权主义就是要将人变成符号,变成数字,变成工具,变成螺丝钉,变成比野兽还要残忍的族类。毛泽东对文化的戕害和知识分子的残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他迫使同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们互相成为敌人,他不允许人们之间有同情和爱的情感。巫一毛就是在这样制度下长大的。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二重罪恶,乃是文化之恶。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面与马列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怪胎。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席卷了全球几十个国家,但没有那个国家将这种制度演绎到了如此灭绝人性、粗俗野蛮的地步。换言之,中国“儒表法里”的政治及文化传统,恰好成为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接口”。在两千年陈陈相因的“酱缸文化”中,女性是最无辜的牺牲品,一夫多妻制、三从四德、殉葬和小脚,乃是中国男性强加给中国女性的“四大发明”。巫一毛生活在一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巫宁坤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对欧美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平等价值。但不幸的是,中国酱缸文化之毒深入到了巫宁坤的骨髓之中,他在家庭中实行重男轻女的规则,简直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家里订了一份牛奶,那是专门给弟弟的,巫一毛只能贪婪地舔一舔奶瓶的封口纸上的几滴残留。如果说这是因为经济的困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下面的场景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父亲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故事,但当巫一毛也搬张小板凳去听故事的时候,父亲却厉声说:“毛毛,到自己房间去。我讲故事,儿子才配听。”巫一毛只好躲藏在床底下,偷听父亲讲的故事。父亲讲的故事与学校里讲的红色家庭和革命英雄的故事不同,他讲的是西方的文学名著,安徒生童话、《大卫?科伯菲尔》和马克吐温的小说等。小女孩在床底下听得如醉如痴。这是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之一。在此一场景中,伟大的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学传统与中国卑劣的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如此吊诡地、如此牢固地扭结在一起,并折射到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本人居然毫不自知。直到晚年,直到阅读了女儿的自传,这位父亲仍然没有向女儿道歉,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给女儿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五四的使命——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尚任重而道远。

   戕害中国女儿的第三重罪恶,乃是人性之恶。人性之恶,受到制度之恶和文化之恶的鼓励与强化,但它又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恶。当“国家犯罪”以“革命”的名义肆虐的时候,人性之恶遂突破文明薄薄的面纱,温驯的学生瞬间变成嗜血的红卫兵,纪律严明的士兵刹那变成杀人的机器。巫一毛记述了她在八岁的时候遭到一名军人强暴的经历:当时,那个军人用一枚毛主席像章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将她吸引到一片没有人的树林里。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小女孩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漂亮的毛主席像章,那时候只有红色家庭才能从特别的渠道获得这种荣誉的标志。这名居心叵测的“解放军叔叔”将这枚像章送给小女孩,并趁机以暴力奸污了她,然后恐吓她说:“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不然,躲到天上我也能找到你,掐死你。”对于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来说,身体遭受伤害的痛苦与获得毛主席像章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几乎分不清孰重孰轻。一方面,“我把这件事埋入心底,没跟妈妈,也没跟任何人说。可是,我常常在噩梦中听见解放军叔叔的声音,看见他的眼睛,感到他掐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压在我胸口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个月末,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附近一家照相馆照相。……大家都羡慕地围观我的大像章。……我们都天真无邪笑着。我胸前的像章比哥哥弟弟的大得多,紧扣的领口盖住脖子上的瘀血瘢痕。”军人象征着国家暴力,毛主席像章则象征着偶像崇拜,此一真实的情节,所蕴含的信息超越了一本厚厚的文革史。正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拔下一把毛来就可以变出无数个孙悟空来,那个残暴的军人也正是千万个“小毛泽东”之一。“毛泽东”这一名词,意味着革命、暴力与性的纠缠,意味着人性邪恶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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