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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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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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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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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来源:观察
    面对中共导演的这场“无与伦比”的奥运大戏,西方各国政治人物的反应可以说各不相同:有的赞不绝口,有的趋炎附势,有的冷眼旁观,也有的惊恐万分。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几乎是专门提供给傲慢的中共掌权者和好奇的西方人看的——那一幅被誉为“美仑美奂”的中国历史长卷,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更与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宗旨毫无关系,惟独能够满足胡锦涛们的虚荣心和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开幕式的节目当中,惟一成为中国现实的象征的,乃是那四个被众人高举在移动着的舞台上面的、全神贯注地耍弄傀儡戏的艺人。这四个长袍马褂、动作夸张的艺人,恰好对应着今天中国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四大家”(党、人大、政府、政协)的首脑(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可惜的是,大部分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天然的隐喻关系,也没有读出张艺谋的头盖骨后面的这根“反骨”来。
   其实,北京奥运会没有那么崇高,不值得那么多的国人“热血沸腾”,而那些“吃人嘴短”的老外们(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赞美之词多半是当不得真的。中国古人说,“和而不同”——那个由数千各蚂蚁般的表演者拼凑出来的巨大的“和”字,如果没有“不同”来支撑,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中国精心营造的“万国来朝”、“四海归心”的盛世景象背后,中国与西方之间基本价值观的分歧依旧,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呢?那些千里迢迢地赶来祝贺这一盛典的西方要人,许多都是来“给面子”、“拉关系”和“赚大钱”的。先给共产党面子,便能与之拉好关系,下一步就是拿订单、赚大钱。这就是那些“亲华派”演练得日益娴熟的“三部曲”。
   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左翼具有浓郁的社会主义色彩,强调大政府、高福利、照顾劳工阶层、救济弱势群体。按照此原则出发,左翼应当批判日渐背离公平正义原则、以奴役劳工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并吸引国际资本的中共当局。而右翼支持自由经济,主张小政府、低福利,似乎与大资本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应当与热烈呼唤国际资本的中共政权亲密无间。但是,颇为吊诡的事实是:近年以来,在西方世界,越是倾向左翼立场的政客,越是争先恐后地拥抱“熊猫”、见利忘义;而越是倾向右翼立场的人物,越是谨守道德原则、与中国保持较远的距离。欧洲如是,英美亦如是。比如,相对而言,德国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比较亲中共,而右翼的基民盟对中共较为强硬;美国大部分持自由派立场的民主党人士比较亲中共,而大部分持保守派立场的共和党人士对中共更加强硬。
   在对华政策方面,许多西方左派完全抛弃了其长期标榜的人权、自由、人道主义等基本价值,而全面蜕变为见钱眼看的、惟利是图的商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便是此等左派政客中的典型。施罗德和克雷蒂安等人,在其任内对中国日渐严峻的人权状况一直保持沉默,而以与中国签订了多少订单为成就,他们将振兴国内经济的希望寄托到与中国做生意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而当他们卸任之后,仍然利用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为某些公司企业牵线搭桥,并从中捞取天文数字般的好处费、顾问费、指路费。所以,当他们的继任者大刀阔斧地改变昔日错误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他们立即恼羞成怒,不惜站在专制制度一边,恶毒攻击本国的合法政府。一种奇观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左派政客蜕变为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代言人,与共产党首脑称兄道弟、把酒言欢。此一不伦不类的场景,如果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复活的话,恐怕也要为之而瞠目结舌吧。当然,施罗德和克雷蒂安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其所作所为只能让他们被大多数民众所唾弃。
   北京奥运期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北京接受德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德国政治高层没有正确理解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性。虽然他在批评中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批评的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当已经是一介平民的施罗德在北京继续受到政府首脑的高规格接待的时候,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正在享受她的避暑假期。中共还是比较念旧情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拉拢德国左派代表人物的方法来分化德国政界、并向默克尔政府施加压力。因此,即便在百忙之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副总理李克强仍然特意安排了与施罗德的会见。在受到温家宝的接见之前,施罗德受宠若惊地对媒体表示:“德国派来出席北京奥运会的最高级别代表,竟然只是一个州的体育部长?!”他认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阻碍德中关系的发展。这不仅“对为承办盛大的体育盛会而感到自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同时对“每一个不在现场的人也是一件遗憾的事”。当然,最感到遗憾的还是希望在中国捞钱的德国商人:一家DAX企业董事层人员表示,“德国政界高层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保持距离,会给德国经济界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
   德国的大部分媒体都对北京奥运会持批评态度——他们自己有过切肤之痛。许多德国媒体敏锐地观察到了今日北京奥运会与昔日柏林奥运会之间的神秘联系。纳粹党与共产党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共都是专制国家,由专制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不能促进人类的和平,而只能成为官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工具。然而,施罗德却不认同这些分析,他认为只有自己最聪明。他高调批评德国的主要媒体“认识狭隘”,他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赞叹不已,“这场盛会是空前绝后的”,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对历史的自信心”,同时也展现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准备好承担对国际事务的责任”。这些言论完全是不负责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不知道中共当局对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究竟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对外,中国政府虽然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人权公约以及世贸组织的协定,却从来就没有认真负责地执行过;对内,在奥运期间,成千上万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利益受到践踏与剥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空空如也的三个所谓“示威区”。施罗德先生难道是瞎子吗?或者他是过于聪明了,只选择那些他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景观,而对那些他不愿承认的中国现实偏偏视而不见?
   在西方左翼政客中,施罗德“吾道不孤”,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便是其“难兄难弟”。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克雷蒂安接受媒体访问说,加拿大现总理哈珀不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是错误的,加拿大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认为,无论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人口数还是其领导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哈珀总理都应当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突然之间,哈珀摧毁了这座桥梁,前往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原本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克雷蒂安说,中国人做事的方法是:好,你不喜欢我们,没关系,我们不再购买你的东西。他说,世界领导人不应当把中国缺乏民主作为是否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考虑因素。他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在改善人权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对于在野党的批评,加拿大现任总理哈珀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只是说他从未计划前往。哈珀自二零零六年上台至今从,未访问过中国。代表加拿大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最高官员是外长埃默森。
   克雷蒂安的这番言论很像是中共的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发言人。对于中国的逻辑“你批评我,我就不跟你做生意”,克氏居然照单全收,根本不问是非对错。他对中国的恐惧是杞人忧天,毫无根据。首先,贸易乃是一种让买卖双方双赢的经济活动,中共从来不会做亏本生意,加拿大也从未白白捡过中国的便宜——即便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共政权在当前有限的一点合法性,便是依靠经济的增长,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半都得益于西方资本以及中国数亿的奴隶劳工。所以,不跟西方做生意,损失最大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共自己。用做生意来要挟西方,其实是中共虚张声势的伎俩,西方不可轻易中计。其次,生意虽然“无国界”,但并非“无道德”。比如,贩卖武器给一个屠杀本国民众的政权、输出技术帮助一个独裁政权封锁网络,这些生意当然是不道德的生意、当然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生意。任何人都有权批评这样的“脏钱”。克氏处理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的时候,经常装扮出一副正义使者的模样来,为什么在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却摇身一变而只问利益、不顾其他呢?
   与这些利令智昏的西方左派相比,许多西方保守派反倒是看穿了中共的本质。毛时代结束之后三十年间,中国确实在发生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也在随着中国的变化,而像变色龙一样调整其统治方法。换言之,是中国的变化迫使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变化。但是,万变而不离其宗,中共依然是中共,正如老虎如何装扮也成不了猫。且不说中共迄今为止根本不愿改变它的名称,即便它真的改变了名称,比如改为“社会民主党”或“劳动党”,它的本质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除非中国不再实行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除非中国有一个真正由人民选举的政府,除非中共不再侵占国家财政收入而有本党党员的党费支持。这些特权,共产党怎么会拱手放弃呢?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由共产党缔造的民主政体。因此,不要对中共“变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这样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的政党和政权,绝对不能犯寓言《农夫和蛇》中的那个农夫一样的错误,绝对不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绝对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长久的安全、而放弃普世的人权价值。
   三百多年以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热情赞美中国说:“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的准则考虑得何等的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得多。……我么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与其说他在描述中国,倒不如说他在形容一个梦想中的乌托邦和桃花源。中国是否真的是那样,不是莱布尼茨关心的问题,他只是借助“中国”这个幻相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如果说三百年前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抱有美好的幻想,是因为地理的阻隔和信息的匮乏;那么,今天那些西方左派政客对中国的礼赞,则是一种见利忘义的行径。施罗德和克雷蒂安的愚蠢举动,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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