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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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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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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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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来源:观察
    面对中共导演的这场“无与伦比”的奥运大戏,西方各国政治人物的反应可以说各不相同:有的赞不绝口,有的趋炎附势,有的冷眼旁观,也有的惊恐万分。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几乎是专门提供给傲慢的中共掌权者和好奇的西方人看的——那一幅被誉为“美仑美奂”的中国历史长卷,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更与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宗旨毫无关系,惟独能够满足胡锦涛们的虚荣心和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开幕式的节目当中,惟一成为中国现实的象征的,乃是那四个被众人高举在移动着的舞台上面的、全神贯注地耍弄傀儡戏的艺人。这四个长袍马褂、动作夸张的艺人,恰好对应着今天中国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四大家”(党、人大、政府、政协)的首脑(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可惜的是,大部分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天然的隐喻关系,也没有读出张艺谋的头盖骨后面的这根“反骨”来。
   其实,北京奥运会没有那么崇高,不值得那么多的国人“热血沸腾”,而那些“吃人嘴短”的老外们(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赞美之词多半是当不得真的。中国古人说,“和而不同”——那个由数千各蚂蚁般的表演者拼凑出来的巨大的“和”字,如果没有“不同”来支撑,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中国精心营造的“万国来朝”、“四海归心”的盛世景象背后,中国与西方之间基本价值观的分歧依旧,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呢?那些千里迢迢地赶来祝贺这一盛典的西方要人,许多都是来“给面子”、“拉关系”和“赚大钱”的。先给共产党面子,便能与之拉好关系,下一步就是拿订单、赚大钱。这就是那些“亲华派”演练得日益娴熟的“三部曲”。
   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左翼具有浓郁的社会主义色彩,强调大政府、高福利、照顾劳工阶层、救济弱势群体。按照此原则出发,左翼应当批判日渐背离公平正义原则、以奴役劳工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并吸引国际资本的中共当局。而右翼支持自由经济,主张小政府、低福利,似乎与大资本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应当与热烈呼唤国际资本的中共政权亲密无间。但是,颇为吊诡的事实是:近年以来,在西方世界,越是倾向左翼立场的政客,越是争先恐后地拥抱“熊猫”、见利忘义;而越是倾向右翼立场的人物,越是谨守道德原则、与中国保持较远的距离。欧洲如是,英美亦如是。比如,相对而言,德国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比较亲中共,而右翼的基民盟对中共较为强硬;美国大部分持自由派立场的民主党人士比较亲中共,而大部分持保守派立场的共和党人士对中共更加强硬。
   在对华政策方面,许多西方左派完全抛弃了其长期标榜的人权、自由、人道主义等基本价值,而全面蜕变为见钱眼看的、惟利是图的商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便是此等左派政客中的典型。施罗德和克雷蒂安等人,在其任内对中国日渐严峻的人权状况一直保持沉默,而以与中国签订了多少订单为成就,他们将振兴国内经济的希望寄托到与中国做生意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而当他们卸任之后,仍然利用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为某些公司企业牵线搭桥,并从中捞取天文数字般的好处费、顾问费、指路费。所以,当他们的继任者大刀阔斧地改变昔日错误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他们立即恼羞成怒,不惜站在专制制度一边,恶毒攻击本国的合法政府。一种奇观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左派政客蜕变为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代言人,与共产党首脑称兄道弟、把酒言欢。此一不伦不类的场景,如果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复活的话,恐怕也要为之而瞠目结舌吧。当然,施罗德和克雷蒂安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但其所作所为只能让他们被大多数民众所唾弃。
   北京奥运期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北京接受德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德国政治高层没有正确理解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重要性。虽然他在批评中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批评的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当已经是一介平民的施罗德在北京继续受到政府首脑的高规格接待的时候,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正在享受她的避暑假期。中共还是比较念旧情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拉拢德国左派代表人物的方法来分化德国政界、并向默克尔政府施加压力。因此,即便在百忙之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副总理李克强仍然特意安排了与施罗德的会见。在受到温家宝的接见之前,施罗德受宠若惊地对媒体表示:“德国派来出席北京奥运会的最高级别代表,竟然只是一个州的体育部长?!”他认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阻碍德中关系的发展。这不仅“对为承办盛大的体育盛会而感到自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同时对“每一个不在现场的人也是一件遗憾的事”。当然,最感到遗憾的还是希望在中国捞钱的德国商人:一家DAX企业董事层人员表示,“德国政界高层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保持距离,会给德国经济界造成数十亿欧元的损失”。
   德国的大部分媒体都对北京奥运会持批评态度——他们自己有过切肤之痛。许多德国媒体敏锐地观察到了今日北京奥运会与昔日柏林奥运会之间的神秘联系。纳粹党与共产党都是极权主义政党,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共都是专制国家,由专制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不能促进人类的和平,而只能成为官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工具。然而,施罗德却不认同这些分析,他认为只有自己最聪明。他高调批评德国的主要媒体“认识狭隘”,他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赞叹不已,“这场盛会是空前绝后的”,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和对历史的自信心”,同时也展现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准备好承担对国际事务的责任”。这些言论完全是不负责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不知道中共当局对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究竟有什么样的“使命感”。对外,中国政府虽然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人权公约以及世贸组织的协定,却从来就没有认真负责地执行过;对内,在奥运期间,成千上万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利益受到践踏与剥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空空如也的三个所谓“示威区”。施罗德先生难道是瞎子吗?或者他是过于聪明了,只选择那些他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景观,而对那些他不愿承认的中国现实偏偏视而不见?
   在西方左翼政客中,施罗德“吾道不孤”,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便是其“难兄难弟”。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克雷蒂安接受媒体访问说,加拿大现总理哈珀不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是错误的,加拿大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认为,无论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人口数还是其领导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哈珀总理都应当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突然之间,哈珀摧毁了这座桥梁,前往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原本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克雷蒂安说,中国人做事的方法是:好,你不喜欢我们,没关系,我们不再购买你的东西。他说,世界领导人不应当把中国缺乏民主作为是否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考虑因素。他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在改善人权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对于在野党的批评,加拿大现任总理哈珀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只是说他从未计划前往。哈珀自二零零六年上台至今从,未访问过中国。代表加拿大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最高官员是外长埃默森。
   克雷蒂安的这番言论很像是中共的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发言人。对于中国的逻辑“你批评我,我就不跟你做生意”,克氏居然照单全收,根本不问是非对错。他对中国的恐惧是杞人忧天,毫无根据。首先,贸易乃是一种让买卖双方双赢的经济活动,中共从来不会做亏本生意,加拿大也从未白白捡过中国的便宜——即便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共政权在当前有限的一点合法性,便是依靠经济的增长,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半都得益于西方资本以及中国数亿的奴隶劳工。所以,不跟西方做生意,损失最大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共自己。用做生意来要挟西方,其实是中共虚张声势的伎俩,西方不可轻易中计。其次,生意虽然“无国界”,但并非“无道德”。比如,贩卖武器给一个屠杀本国民众的政权、输出技术帮助一个独裁政权封锁网络,这些生意当然是不道德的生意、当然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生意。任何人都有权批评这样的“脏钱”。克氏处理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的时候,经常装扮出一副正义使者的模样来,为什么在涉及中国问题的时候,却摇身一变而只问利益、不顾其他呢?
   与这些利令智昏的西方左派相比,许多西方保守派反倒是看穿了中共的本质。毛时代结束之后三十年间,中国确实在发生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也在随着中国的变化,而像变色龙一样调整其统治方法。换言之,是中国的变化迫使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变化。但是,万变而不离其宗,中共依然是中共,正如老虎如何装扮也成不了猫。且不说中共迄今为止根本不愿改变它的名称,即便它真的改变了名称,比如改为“社会民主党”或“劳动党”,它的本质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除非中国不再实行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除非中国有一个真正由人民选举的政府,除非中共不再侵占国家财政收入而有本党党员的党费支持。这些特权,共产党怎么会拱手放弃呢?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由共产党缔造的民主政体。因此,不要对中共“变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这样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的政党和政权,绝对不能犯寓言《农夫和蛇》中的那个农夫一样的错误,绝对不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绝对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长久的安全、而放弃普世的人权价值。
   三百多年以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热情赞美中国说:“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的准则考虑得何等的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得多。……我么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与其说他在描述中国,倒不如说他在形容一个梦想中的乌托邦和桃花源。中国是否真的是那样,不是莱布尼茨关心的问题,他只是借助“中国”这个幻相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如果说三百年前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抱有美好的幻想,是因为地理的阻隔和信息的匮乏;那么,今天那些西方左派政客对中国的礼赞,则是一种见利忘义的行径。施罗德和克雷蒂安的愚蠢举动,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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