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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京奥绚丽焰花背后的焦虑——“谁逼死了中小企业”?

   
    当9月17日北京残奥落下帷幕,北京倾国之力举办的两个奥运都相继走了,鸟巢上空的绚丽焰花,辉煌一时,转瞬即逝,而伴随着襄汾溃坝和三鹿毒奶两大事件的冲击,北京中南海上空又积聚起越来越深重的政治阴影。在这个阴影背后,隐藏着中共高层更深的焦虑,这就是曾被举办京奥大国冲动掩藏下来的中国大量中小型企业纷纷非正常死亡现实。胡锦涛8月25日曾在韩国首都首尔会见在韩国的华人华侨代表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面临严峻考验,世界经济的增速降缓,国际粮价油价上涨,国内又发生雪灾和地震,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很大压力。胡锦涛所言的这个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目前大量中小型企业“倒闭”风标的中国经济衰退。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出口急剧降温,股市暴跌、楼市降价、投资萎缩、消费不振,最突出的经济衰退更反映在自去年以来的大批中国中小型企业纷纷非正常死亡浪潮。这其中有中国金融和银行的原因、经济制度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治制度问题。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阳萎年,造成了中小型企业内忧外困,举步维艰。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温州制造业近4万家企业倒闭、珠三角近千家企业纷纷倒闭。长三角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恐慌性撤股苗头,许多小股东因企业亏损要求撤股。浙江台州的一份文件显示,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宁波一些家电制造企业至今未接到一笔订单。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曾被自称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企业,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严重经营困境。据媒体报道,近期,产业升级良好的浙江开始频现企业“异常倒闭”、“非正常死亡”,老板“跑路”的现象风靡,并且大多是企业主逃跑后,欠下大量的薪金、货款和银行债务。这种现象,已不仅仅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破产潮正从南往北袭来,蔓延整个中国,这远比西藏暴乱、四川地震、瓮安冲突、杨佳袭警更令当局焦灼不安。
   

    2008奥运年,堪称是中国中小企业“夺命年”。 自去年底今年初,珠三角等地大量企业关闭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珠三角制造企业面临“关闭潮”的同时,在青岛、广州等韩资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不少韩企以“连夜逃跑”的方式非法撤离。据韩国进出口银行于2月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从2000年到去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的206家企业现已非法撤离,其中,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偏多。而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统计,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又有20%左右面临倒闭。不仅如此,企业关闭而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所有中小厂受到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官方一度引以为豪的所谓“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生力军”的中小企业,正在陷入一场空前的劫难当中。近日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历年都有企业因为自身规模和经营等问题而倒闭,但像去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还较为少见。”现实中国,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不但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难以为继,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整体宏观经济走势。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显示,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合成指数从上半年延续到下半年一直连续回落,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不断下滑,经济景气呈持续下跌的态势。
   
    很明显,从去年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之风愈演愈烈,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小企业大量非正常死亡浪潮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影响中共稳定大局的政治问题,已引发中共高层的高度焦虑,不仅其内阁主帅份纷纷倾巢而动,温家宝总理及多位副总理在京奥前都纷纷南下沿海诸省市调研考察,甚至影子党务魁首也参入其中。自今年7月上旬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各沿海省市。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江苏、上海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又到浙江杭州、温州等地考察,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连主管党务的习近平也赴广东、香港考察,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则直赴山东。此外,相关各部委如银监会、商务部调研组大小官吏,也多次造访温州等中小企业倒闭的重灾区。中央决策层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视察调研经济领域,聚焦中小企业命运,还是建国以来极不寻常的举动,显示出他们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
   
    8月2日-3日,第二届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在杭州举行,来自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的多位人士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冬天”已经来到,在此背景下,如何“缝制过冬的棉袄”,避免大批中小企业继续“非正常死亡”引发全面的经济衰退,正成为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与会学者共同思考的焦点。对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用“三九天”来形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是冬季里三九天。”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则预测:“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大批中小企业非正常死亡。”这些专家言论还都是站在维护政府利益的立场上发出的惊呼。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造成此轮中小企业关闭潮和部分外资企业加速转移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三缺”“四涨”,即缺工、缺地、缺电“三缺”和原材料价格、油价、工薪、租金“四涨”。在这“三缺”“四涨”压力下,除了一批工艺水平落后、生产粗放的本地小企业外,一些早期进入中国、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优惠盈利生存的低端外资企业,也都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命运。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两税合并、民工荒、电荒、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制造业面临国内外大环境的空前挑战。在这其中,成本的压力首当其冲。此外,更不应该忽视的是,此前中国热钱激增,如中国权贵贪污腐败积累的外逃资本回杀圈钱,加上国际游资、基金投行游资等大量涌动,在国内泛滥成灾,刺激中国通货膨胀加剧,政府为求价值自保,不得不紧缩银根,增加银行储备金到17.5%,以牺牲民营中小企业为代价压缩贷款,进而导致大批的中国民营企业倒闭关门,更是其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日前中国人民银行5年来首次不得不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同时,还下调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然而,中国高层这剂刺激贷款的药方,能否挽救一些濒死中小企业活命,还是大成问题的。本月16日,上海证券分析师胡月晓对网易财经表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下调贷款利率的信号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该举措不会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贷款基准利率变动如对市场均衡利率影响小,那么自然也不会改善信贷配给现象。
   
    其实在中国特色现实政策环境下,歧视中小企业是由于不完整的金融改革造成的。在中国银行改革进程中,官商思想和公有主导意识,导致大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仍处于主要地位,对于它们而言,支持发展大型企业才是优先的选择,歧视中小企业不言而喻。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尤为明显,中小企业更容易遭受到流动资金挤压。由此可见,眼下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迎来中小企业复苏的春天。
   
    在本文看来,民营中小企业之所以纷纷非正常死亡,有着许多方面的原因。民营中小企业有着本身不具备产业化的生产模式、资金不足,在人才、技术等方面都不能与大企业竞争。这些弱点遇到激增的生产成本,劳动力升值、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贷款利率上调时,自然要被国家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逼上绝路。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的,但其实质则是政治上的,即国家并未建立起平等竞争的真正自由经济市场秩序,支撑共产党执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本质上就具有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先天排斥性,当国营利益与民企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牺牲平时被鼓励发展的民企利益,特别是在国家经济衰退时,民营中小企业便难逃牺牲品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济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近来网上不少言论大胆发出质询:“是谁逼死了中小企业?”其实这个结论已经不言而喻了。
    (首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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