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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五四精神”的世纪误读

   
    总理温家宝曾在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时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这是中国官方长期以来误读"五四精神"的经典表述。
   
    提起五四精神,不能不提陈独秀和他创刊的《新青年》。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这个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被解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魂和近现代中国"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时代主题。何谓"民主"?按中共的解释,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是国民当家作主。有主人,就必然要有仆人。然而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百年中国、几经血腥革命,一直还都没有搞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据说是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民主",发展成为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领导一切"的国家。何谓"科学"?曾一度被统治者解读为坚炮利舰、矿山、铁路;而改革开放"一场春风",又给我们送来了"洋务运动"。于是,"苏维埃民主"加"洋务运动",便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的"五四精神"。这种"五四精神"完全异化了陈独秀原旨意义上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其实,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内在含义应是自由与理性。陈独秀早期的民主观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苏维埃民主"。这个精神绝对导读不出社会主义。晚年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王元化先生就认为:五四价值不在民主和科学,而是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晚年自述诗:"平生所学唯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陈寅恪,以及移居台湾时,拒绝蒋介石邀官说:"如果我当了你的官,就不能随便骂你了"的胡适等也都有这样的主张,即五四的早期精神是自由主义的。 
   
    说到科学,其实它的背后是理性的支撑。当时倡导"科学"精神的实质,即是理性主义的,是要用理性破除迷信。这样的"科学"精神承袭的是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当时西欧大陆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运动的理性洗礼,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科学思想,新的宗教伦理,新的文艺观念,新的价值取向,这便是启蒙运动。
   
    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崇尚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而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则是自由主义,让人民自由想、自由说、自由做。自由想、自由说是政治文化领域的;而自由做是经济领域的,即让人们自由地生产、交换与分配,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和蛮横干涉。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名着《国富论》中对自由主义作了经典的论述:"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便是经济人的自由主义理性假设,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了一门学科。
   
    很显然,早期的陈独秀是受到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影响。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开启蒙昧的同时就是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理性的自觉,用理性冲破愚昧,将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人的自觉"、"个人的解放"。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敬告青年"要"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种观点不仅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且完全就是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因而他倡导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他明确提出中国"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可见,陈独秀早期的科学与人权并重,才真正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与实质。科学的精神就是理性,人权的实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与理性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应该说, 由《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大体可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界,而分为"前五四"和"后五四"两个阶段:前五四思潮当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中心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指向的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后五四思潮则异化了"前五四"的价值走向,导出了"红色记忆"的暴力运动,最终倒向了苏维埃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由理性而暴力、由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思潮变异,凸显了理性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衰历史。众所周知,这种变异的诱因就是,巴黎和会重新燃起了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屈辱的怒火,导致了当时的青年情绪迅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加之 "苏维埃民主"的暴力夺权刺激,理性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此凋零,马列主义在中国风云迭起。1923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年,知识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从此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意识态格局。还有曾轰动一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短暂论战,又进一步增剧这种分裂的。至少当时在表面上看,李大钊等左倾精神领袖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发生了明显的分野,这几个事件,表征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分裂和历时8年的新文化运动,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最终误读。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在曾是自由主义旗手的陈独秀自己身上得以明显的体现。1919年以后,陈独秀迅即转换了"五四"的自由旗帜,全面接受苏维埃式的阶级民主理论,即使他后来经历了牢狱之灾,开始对共产党政治有所反思后,仍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文章,以民主"真""假"论题,称欧美民主都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真正的民主,是历史上发展到至今的最新、最高阶段、最后的形式。直到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文章,才有所觉醒。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当年的热血青年们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无情鞭挞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中,透视出今日中国愤青要抵制家乐福和反西方舆论的传统承因,这个承因就是对"五四精神"的世纪误读。
   
    胡适在1968年2月6日与唐德刚会谈中提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台湾的林一新先生也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争取自由",然而"五四自由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自由","最后却与无政府的自由运动混淆不清,转变为无政府的自由运动"。这种"无政府的自由运动"被解释成"鸡毛能不能飞上天"的农民暴动运动。
   
    如今,"五四精神"被误读了近一个世纪,只能从头再来,重奏"自由与理性"的五四旗帜,推动政治改革向宪政民主道路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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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7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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