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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权略论

   经权略论

   

   一

   毒药是不好的,但在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是必要的;武力是不好的,但在对付强盗恶贼时候,是必要的。权力是不好的,但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时代到来之前,是必要的;政府是不好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时间段内,是必要的。

   

   说毒药武力政府权力不好,也不合适。只要它们用得好、合乎义、不违仁,就是好东西。以毒攻毒,毒药可以治病救人;以戈止武,武力可以创造和平。以毒攻毒,以戈止武,都是一种权道。无政府主义者不要政府、道家不要世间的仁义道德,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原则不知变通,所以不切实际。

   

   原则与变通的问题,可以经权论圆满解決。

   

   经者,常道也、基本原则、普遍规定也;权者,权宜变通也,方便善巧也,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也,是对经的灵活运用。易经中说:穷思变,变则通,通乃久,讲的就是权道。易经的易,有变易、不易(不变)、简易三义。其中不易与变易,就是经与权的关系。

   

   二

   古今比较“高级”圆满的学说都是有经有权、经权结合的(法家之所以不好,主要就是违背道德原则,有权无经,“非礼”悖仁,以致法沦为苛法,术沦为邪术、势恶势。)

   

   前不久在灵隐寺中与我的“连襟”曾就一册薄薄的《三世因果经》进行了简单的对话。“连襟”认为该“经”功利相诱,庸俗不堪,有违佛教教义。此言不错,不过他有所不知,《三世因果经》虽不是佛法,却也不违佛法,乃是佛教度人的一种方便善巧,一种手段,借以吸诱和接引众多中下人士名利客而已,佛教有许多方便方门,皆权道也,所谓“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对于大佛乘而言,小乘也是权教。

   

   经权学以儒家最为高圆。儒学经权论由孔子发端,孟子荀子发展,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公羊学家手中得到完备。关于儒家经权论,我在《高扬儒家理想主义旗帜!---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一》中已有介绍,摘要于此:孔子很重视权道,在《论语》、《易传》中都表达了经权的思想,在《春秋》中更是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形成了公羊学家完整的经权学说。

   

   孔子认为“权”是很高的人生修养和政治艺术,强调在把普遍规定和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需要通权达变,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但权不离经,仁义道德的大经大法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在行“权”之时也不能违背仁的原则。“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春秋-传》)。这是儒家的权道与法家的权术本质的不同。

   

   儒家的经,是仁义礼智信。而仁又是儒家的大经大法,其余道德原素都应服从这一最高原则。对于仁而言,义礼智信诸德,也是一种权。

   

   三

   《孔子世家》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这就是孔子对权道的运用。在被胁迫、非正义的情况下的盟誓无须遵守,故孔子不遵守与蒲人所立的盟誓,不算失信。

   

   《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是对经权关系的形象说明。另外,孟子对许穆夫人“非礼”行为的肯定,也充分说明了孟子对权道的重视。周礼规定,出嫁为诸侯夫人的妇人,如父母已亡,不许再回娘家,有事也只有让大夫们去办。但春秋时许穆夫人违礼回国事得,却赢得了孟子的赞扬。

   

   当时,卫国受到狄人进攻,卫军大败,卫懿公被杀,卫国遗民在宋国曹地立戴公为国君,寄住曹邑。许穆公夫人为卫懿公之女,卫戴公之妹,后嫁于许国许穆公为妻,世称许穆夫人。她不顾许国君臣的反对,克服重重阻碍,坚执坐车回国慰问救援,联络诸侯救援父母之邦。许穆公派大臣追夫人于半路,劝阻她回去。许穆夫人唱了首歌以明志(《诗经:载驰》),表示自己的决定不错、回国的决心决不动摇。

   

   《韩诗外传》及《春秋繁露义证》二书皆载孟子对这件事的评论。“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舛。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

   

   四

   经是权之体,权是经之用。权要受经的制约,经要借权以实施。儒家有经有权,权不违经,经不碍权,经权有别而不二,经权不二又有别,充分体现了道德的绝对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 意思谓“礼”的精神不可变,一些具体礼市规定则可随情况发生变化而随机应变、偕时而变。变的前提是不损害基本法则。儒者及君主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玉英》),“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精华》)。

   

   明朝首辅之臣高拱把经比作秤之衡,把权比作秤之锤,“常相为用,而不得以相离”。“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化在《程士集-策》中强调经权的统一性,“夫物各有则,经之谓也;称物而使当其则,权之谓也”,“经也者,立本者也”,“权也者趋时者也,经以权为用”。

   

   在儒家,就仁礼关系而言,仁是经,礼是权,礼要以仁为核心;就礼法而言,礼是经,法是权,法要体现礼的精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如佛教),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法家)。政治之善必须体现在一定的制度法律之中,法律要遵循道德原则。

   

   权而无经,权就会成为歪术、走上邪道;经而无权,经就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僵化无用。一味使用毒药倚恃武力迷信权力,就是有权无经;一味反对毒药武力权力,就是有经无权。

   

   古人云:菩萨心肠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是经,“霹雳手段”是权。“霹雳手段”不能有违仁义,这叫权不违经,“菩萨心肠”有时要借“霹雳手段”去体现,这叫经不碍权。

   

   五

   在儒家学说中,人人平等、选贤与能、天下大同是为太平世设计的最高社会理想,等级制度、小康理想则是孔子根据当时具体历史现实为家天下时代的据乱世和升平世而设计的。儒家某些现在看来消极落后不公平乃至糟粕的部分,恰体现了儒家对历史现实的尊重。

   

   例如,世袭制、嫡长制、等级制乃至开明君主专制本身,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妨视之为一种历史性的权道。古代的礼教对人有很大束缚、本身有很多不足,但比起礼崩乐坏的乱,毕竟提供了一种秩序。两害相权其轻,权也。只不过那些“权道”已成过去式,随着民主大潮的汹湧,已不再合时宜,已被历史的车轮抛弃。现代社会,需要建立文明先进现代化的新“礼”。

   

   有人问:儒家如此重视权道,为什么在历史上很多时候照样行不通?

   

   答曰:儒家在政治上理想与实践并重,其理想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其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但“理想的现实主义”毕竟是道德为主的。

   

   “嫂溺叔援,权也”,枉尺直寻(先将自己弯曲到一尺,有朝一日条件成熟再伸展为八尺),就不能以“权也”来解释了。孟子子弟陈代为孟子所出的是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先投机取巧、机会主义地迎合诸侯们,等时机成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从而坚持“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而不移。这,正是孟子与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本质区别。

   

   可见,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 但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方面却是绝不苟且的。可见儒家权道不是法家权术,仍有“迂腐”的、不切实际的一面,仍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故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原则的时代,照样行不通,碰上法家那种反道德、反理想的极端现实主义,难免败下阵来。

   

   孔孟一生栖栖皇皇终无所成,主要原因在此;汉武帝以来,儒家虽上升为“王官学”,但也是表面风光,历代王朝往往阳儒阴法、外儒内法,主要原因也在于儒家理想性。所说我说儒家文化太先进、太早熟了。

   2008-9-2东海老人于南宁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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