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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感之二

    到底是上了年纪,看书的速度比年轻时慢了几拍,过去是一目几行,现在则几目一行,而且记性也极坏,刚看过的书,不待放下就忘记了。所以写读书杂感时,必须每有感悟,就捧着书,立即动笔,不能延误,这倒也好,犹如街边的大排档,随点随炒,保证味道新鲜。
    刚才翻阅黄裳先生的《黄裳书话》。
   黄裳先生是老一辈的新闻记者,又是版本学家,所以对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书刊行情极为熟悉,现我摘录几段,供诸君阅读,然后再发感概:
   “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作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的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酒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二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书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口舌,也只打开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

   够了,够了,抄到这里,不由使我血压高升,气愤填膺,老祖宗传下的文化遗产竟然被这批子孙糟蹋到如此地步。
   黄裳虽然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后,其实,直到文革前,仍有不少古旧书籍和珍贵纸本源源不断地流进造纸厂,化为纸浆,变再生纸或者手纸,到了文革更是“焚书坑儒”,只能借用一句佛言:“不可说,不可说”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社会上流行义务劳动。我们小学生的所谓“义务劳动”,就是下课后帮学校做些杂工。我的任务是,将各课堂丢弃的字纸,集中后送废纸回收站卖掉,将卖得的钱交给老师。记忆中,那时的废纸回收站简直就是一个图书馆,什么武侠小说,线装本的连环画,字帖,以及民国人要人题字的照片和画册,数不胜数。因为去的次数一多,和回收站的阿姨熟悉了,所以卖完废纸后,几个同学在一起翻阅那些“废纸”,阿姨也不阻止,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木刻本的连环画,上面画的是阎罗王和牛头马面,故事不记得了,还有一本是口吐宝剑的武侠小说,以及一本有宋子文戴博士帽照片的纪念册,好象扉页上还有题字,因为听老师说过,宋子文是“四大家族”的反动分子,所以对这本纪念册影响特别深刻。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新政权刚起,正是“破旧立新”之际,许多要求脱胎换骨的知识份子和反动文人视藏书如邪恶,赶紧丢弃唯恐不及,哪有宋版本、明版本不流进造纸厂的道理。
   与古板书一同回炉的还有许多青铜器和金属古物,那时的报上,经常登载国家关心文物,派员到冶炼厂和造纸厂把关,在熔炉前夺宝,救出青铜器多少,善版本古书多少云云。
   其实古版本和青铜器流入工厂回炉的主因,除了新政权的官僚无知之外,正是新政权的上层所需要的,因为这个政权在政治上的一面倒,势必在文化上这样,如将北京城仿照红场的改造;强行推行简体字,试图使后来者读不懂祖先的道德文章;破坏大量的古碑石刻;毁坏庙宇……一九四九年后,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层层铺垫,直文化大革命,政治上越滑越远,乃至车到山前,欲回头也难了……
   杂感至此,不由轻轻地叹息一声,掩上手中的书。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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