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喜欢与否，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以至文化史上，都是个不可抹煞的巨大的存在。
   
   但这样的存在将一去不复返了。
   

   对此，还是引用陈丹青的话最为言简意赅。他在题为《鲁迅是谁？》的讲演里说道：
   
   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笑谈大先生》，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79页）
   
   他的这次讲演，是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在上海图书馆发表的，时维2006年10月间。此前海婴之子、鲁迅长孙周令飞在交大讲演时，就“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其后海婴父子来港出席有关纪念会，周令飞也用《鲁迅是谁？》为题发表论文。可见，鲁迅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已成为问题人物了。
   
   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掌握若干与鲁迅相关的基本资讯。这大体上相当于陈丹青讲演中“排列”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
   
   简而言之，鲁迅从青少年至壮年，以迄其中期与晚期，先后经历了大清、民国、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政治大气候各不一样。
   
   以言生活的地域，鲁迅生于浙江水乡农村，曾在南京、日本接受专上教育，归国后在浙江、北京做官，并在大学兼课，同时为刊物撰稿，再到厦门、广州的大学教书，最后定居于上海租界，凡十年之久。不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概。
   
   至于人脉，他的“同学、战友、论敌”，有国共两党要人，有“学者教授兼党国重臣”，也有许多无党派的文人，还有外国友人。这些人所信奉的，有君主立宪，共和保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同上，75页）
   
   上面那三个“相对”，是鲁迅得以成为鲁迅的客观上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社会形态相对纷杂，包括租界这种特殊形态，鲁迅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而如果没有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鲁迅就不会在文化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广有建树。更关键的是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鲁迅本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若不能自主，就没有鲁迅。
   
   尽管他晚年自称遵奉“前驱者的将令”，其实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没有人可以强迫鲁迅做违心的事。
   
   说归齐，鲁迅的时代过去了，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鲁迅。而这未必是坏事。正如陈丹青答问时所说的那样：
   
   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得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同上，70页）
   
   毫无疑问，陈丹青说的是大实话。试想，蒋虽不喜欢鲁迅，却从未下令让其住嘴，也无将之关押。但毛1957年就坦言，鲁迅要是还活着，只有沉默或坐牢。
   
   所以，1949年之后，不仅没有鲁迅，连“怀疑、批评和抗争”也逐渐禁绝了。而现时还有个敢言的陈丹青，并非因为他有两条命，而是由于他是“海龟”，有美国绿卡或美国公民身份。
   
   呜呼！
   
   （0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