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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来源:开放杂志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 杨佳,28岁,北京人。
   甕安事变与杨佳杀警案,比奥运会更吸引国人的眼球。前者发生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地区的贵州,后者发生在中国最富裕的东部地区的上海,而事件的性质都惊人地相似:官府滥用暴力,导致民众以暴力抗争。
   杨佳杀警,民与官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大部分网民誉之为抗暴英雄,认为杨佳的作为与昔日“拿起菜刀闹革命”的中共元帅们异曲同工,结局不同乃是“成王败寇”的缘故也。网民纷纷呼籲为杨佳聘请最好的律师,为其母亲募捐,如果杨佳被处死,还要为之树碑立传。在网上,很少有人同情被杀的那六名员警,以及负伤的五名员警和保安,甚至有很多人为员警被杀害而幸灾乐祸。一边倒的情形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於某死难员警的遗孀在博客上为死去的丈夫鸣冤。与汹涌的民意相反,上海市公安局的发言人则故意将杨佳妖魔化,渲染其生长在单亲家庭、性格孤僻内向、没有固定的职业等等,似乎杨佳从本质上便是一个“坏人”。而“自告奋勇”地来充当杨佳律师的那个官府的法律顾问,则先於法官就宣告了杨佳“必死”的结局。在他们看来,杨佳不死,不足以震慑后来者。但是,即便杀了杨佳,便可以终止此种以暴易暴的悲剧吗?

   一个公认的传统上的好孩子
   其实,杨佳既非英雄,亦非魔鬼,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甚至还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在铤而走险杀人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典型的“顺民”。有一名网友感歎说,看了杨佳的博客,才发现他的履历与自己如此相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杨佳”。北京的一家良知稍存的媒体《新京报》,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杨佳的一段“非常旅程”》的文章,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杨佳”的形象。
   这篇报导指出,杨佳很看重规则.社区里的草地被人踩出了一条小路。妈妈要走,他不让。妈妈说,“别人都走”。杨佳回答说:“别人都走你就走啊,怎么这么没素质呢。”旁边的邻居听了之后,觉得小夥子懂事。父亲还记得杨佳小时候的一件事:小学时,杨佳和父亲逛书市,父亲随手扔了烟头,杨佳捡回烟头,说父亲不守公德,容易引发火灾。参加户外活动时,杨佳总能准时到集合地。“驴友”对杨佳的印象是客气收敛。户外穿越时,他会把自己背的水给缺水的“驴友”喝。返程公车上,他主动给老年人让座。记者问到杨佳的父亲,觉不觉得杨佳是个好儿子,他回了一句话:“他绝对是一个既懂事又很有礼貌的孩子,而且很懂理又懂法的人。”
   在披露了这些关於杨佳的生活细节之后,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不禁发出追问:一个老实人为什么杀人?是的,谁把顺民变成了暴民?迄今为止,在上海警方公佈的“真相”当中,偏偏就是不承认员警在此事件中有错或违法,不承认员警曾经以“偷自行车”为名对杨佳施加过暴力。上海警方丝毫没有从此血腥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谦卑地向公众道歉并整顿警务,却仍然傲慢冷酷、居高临下地发表他们的“一家之言”,并计画投入重金“保护员警的安全”。上海警方还从北京将杨佳的母亲带走,并非法拘押,至今状况不明。儿子犯法,难道母亲也要株连吗?也许正是因为杨佳的母亲知道若干“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内幕,上海警方这才匆匆忙忙地将她与公众和媒体隔绝开来,让其“消音”。上海警方还以“诽谤罪”的罪名逮捕了在网上发佈资讯的杨佳的朋友,此时此刻他们的工作效率倒是相当高,偏偏就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对杨佳的多次投诉均不闻不问、敷衍塞责。这些举动更显示出上海警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来。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便可以成功地恐吓成千上万的网友,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炮制的谎言当作真理,他们就未免太过自信了。上海警方低估了民众的判断力,蔑视了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是遭遇到巨大的不公,正处於青年好年华的杨佳,为何会不惜以死抗争?颇具法治意识的杨佳当然知道,杀人之后自己倖存的希望极其渺茫。然而,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
   真相,人们渴望真相。在真相不能被公佈之前,久为苛政所苦的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独特的爱与憎。为什么人们将杨佳当作“大侠”看待呢?为什么员警在民众心目中臭不可闻呢?公众有此判断,这个社会显然不正常。员警是公权力的代表,人民对员警普遍的质疑、反感甚至敌视,显示出公权力已经声名狼藉,公权力不仅不能维护公义,反倒大量地制造不公义.於是,有人便选择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自行实现公义||暴力亦成为不可或缺的选项。难怪一直受到上海警方骚扰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在文章中描述说,杨佳事件发生之后,若干老百姓遇到他的时候,都非常解气地询问说:“那些被杀的员警当中,有曾经殴打过你的打手吗?”
   上海是中国的一个最为“国际化”的大城市,也是一个法治最为败坏的大城市。几年前,我在旅途中经过上海的时候,便享受了上海公安贴身护送乃至恐吓每一个跟我见面的朋友的“优待”,就在我去拜访王元化先生的前夕,他们居然赤裸裸地宣称:“我们不保证你们路上的安全!”以致陪同我前去的一位师长,手书了一份遗书带在身边,申明如发生交通事故,必为秘密员警所为。这样的经历,我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可见上海员警飞扬跋扈到了何种地步!此次杨佳手起刀落,连夺六命,必定让这些傢夥个个夜不能寐。
   对中南海诸公的警告
   胡温诸公,虽然藏身於中南海的高墙之内,有身怀绝技的“中南海保镖”保驾护航,但在面对杨佳以以及千千万万潜在的杨佳的“快刀”的时候,能不感到毛骨悚然吗?胡温有时候喜欢附庸风雅,不时地背诵几句诗词古文,以显示其“深厚”的文化修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他们是否熟悉唐雎与秦王之间的一段对话||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於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倘若胡温肯屈尊到上海市的看守所中与杨佳来一段对话,我相信必定会与上面的这段对话一样精彩。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是上海的员警,是吴志明与陈良宇,是胡锦涛与温家宝,更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没有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舆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宽松的公共空间,僵硬的权力与蛮横的员警,便可以直接地、肆无忌惮地侵犯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忍辱负重,但总归有忍无可忍的那一天。忍无可忍的结果,当然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应当早日告别“顺民|难民||暴民”的恶性循环的历史,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除了民众自身的觉醒与自我教育之外,也需要统治者的“自改革”。如果我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今日之中国社会,那就是“天怒人怨”。并不愚蠢的胡温,何以纾解日渐郁积的“天怒人怨”呢?杨佳案是否能够成为让胡温等当政诸君“猛回头”的“警世钟”呢?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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