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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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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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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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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另类”原是大多数
·旧瓶与新酒
·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在激情与恐惧中穿行
·心灵的隔膜
·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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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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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城市边缘的挣扎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山坳上的中国教育
·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生命是忧伤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文字与脑袋
·阉割外国文学: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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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来源:观察
    据重庆媒体报道,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二十七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市教委主任彭智勇介绍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薄书记大力倡导在学校开展传唱革命经典歌曲活动,并亲自选定二十七首歌曲作为全市各级各类各校‘必教’、‘必唱’曲目。”
   这二十七首“经典歌曲”的名单如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红星歌》、《盼红军》、《共产儿童团歌》、《五月的鲜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英雄赞歌》、《绣红旗》、《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妈妈教我一支歌》、《长江之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歌声与微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同一首歌》。
   这则新闻报道让人感到困惑:既然薄熙来仅仅是“推荐”,那么为何当地教委立即将鸡毛当令箭,将薄熙来的“推荐”歌曲当作音乐课中“必教”、“必唱”的内容呢?这种官本位的、一切惟上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薄熙来是一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的第一把手,但他并没有权力干涉中小学教育,并肆意在学生的课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任何内容。在教育领域,他是外行,外行不能冒充内行,更不领导内行。外行可以作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经过专家的研究和分析,以决定采纳与否,而绝对不能无条件地被转化为“命令”。
   重庆市教委“必教”、“必唱”的行政命令,已经涉及到对音乐教材和课程的更改。那么,薄熙来及重庆市教委是否有权力下达此命令呢?二零零一年,教育部根据《教育法》颁布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材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编写教材须事先依本办法规定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项,经核准后方可进行。”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核准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的立项申请……”薄熙来和重庆市教委并没有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其“命令”乃是违法命令,薄熙来和彭智勇都是法盲官僚。
   “必教”、“必唱”二十七首革命歌曲的行政命令,其性质显然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二十七首歌曲究竟是些什么歌曲呢?有无耻文人对薄熙来的推荐举动大唱赞歌,声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证我们的民族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教育中的‘守旧’就更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西方企图同化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守旧’更是必需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才不会陷入‘自我混乱’的西方圈套。”这段话更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些歌曲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关,它们乃是共产党“反文化”的党八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与中共的夺权史和屠杀史同步。这些歌曲中蕴含的斗争文化、暴力美学、仇恨心态和奴隶哲学,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既不吻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背道而驰。这些歌曲只能培养出信奉虚伪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冷酷无情顺民或暴民来,而绝对培养不出具有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换言之,这些歌曲乃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愚民教育和宣传,而不利于人的解放与自由。
   有海外媒体曾将薄熙来看作思想开明的新一代中共高官,但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出,他不是开明派,而是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太子党。薄熙来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重庆,虽然颇有失意之感——老爸薄一波的去世,使之在政治上再上层楼、入主中枢的梦想彻底破灭,但是他也有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他将普及“革命歌曲”当作空降重庆的首要任务,他对“革命歌曲”的浓厚兴趣,对中小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让中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要让他们这群太子党永远掌权,永远享有奴役人民的特权。
   薄熙来强迫重庆的孩子们学唱“革命歌曲”,与当年纳粹德国的愚民教育如出一辙。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分析了德国的青年一代崇拜希特勒、忠于纳粹党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纳粹营造出了一种国家至上的价值,渗透到所有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纳粹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组建了各种对青少年洗脑的组织和机构。如“德国少女联盟”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唱很多歌,”当时还是一名少女的格特鲁德•霍克讲道,“还讲很多传说和故事。”尤其是那些歌词,重复了几百遍之后,深深地印在孩子们心里。“太棒了,”路易丝•菲舍尔说,“有时我都想再这么大声地好好喊几嗓子。”纳粹是怎么引诱这一代年轻人的呢?用几段充满激情、旋律优美的歌曲。“人们经历这些时仿佛心都醉了,”女作家古德伦•保泽旺回忆她在德国少女联盟的那段时间时说,“当人们唱这样一首歌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的时候。作为年轻的姑娘,那时我常常热泪盈眶,因为我这才感觉到我是这个美好的德国的一员。”一些当年的歌手今天才意识到这些旧歌词传递的是更为深刻的信息。“我们年轻人朝着太阳前进,深信不疑”,“德国,即使我们毁灭,你也光辉照耀大地”,“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重要”:歌词成了思想“一体化”的锐利武器。“我们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那些话,”英格博格•泽尔特说,“我们就像鹦鹉学舌似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大家相信,这肯定是对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英克•布罗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中也分析了纳粹对音乐的利用。德国是一个音乐王国,德国诞生了若干世界一流的大音乐家,而纳粹正是充分运用了德国人民喜爱音乐的习性,将音乐当作灌输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最佳渠道。当时,德国的孩子和母亲们都在收听广播里的“振军威祝福音乐会”。“国防军战士们!注意啦!”一九三九年底戈培尔的宣传部所辖无线电广播主任对军人们宣布:“从你们……在过去几周里给我们写的前线飞书中,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一个:对音乐的渴望!你们当中不少人请求我们播放一场你们心爱的音乐节目。这样的愿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非常乐意满足。所以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德国广播电台将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播放首场‘振军威祝福音乐会’。我们将一同经历这四个小时,音乐会还能让家乡和前线同呼吸共命运。”第一次广播之后,电台收到了数万封来自前线的书信。许多当年知名的演员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包括戈林最喜欢的演艺明星格隆德斯坦。纳粹巧妙地用音乐营造出了一种所谓的“爱国情操”和“国家荣誉感”,以此将数百万青年送上了战场。在广播音乐节目的时候,一般都以这段话作为开头,谁听了之后能不热血沸腾呢——“祖国的每寸领土,都要有你们,士兵们,来保护!你们用自己的忠诚和臂膀,筑就一面双重壁垒,它坚不可摧——你们从此同舟共济。你们所坚守所保卫的祖国,日夜与你们同在……当有个声音将你们唤作兄弟,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祖国的呼唤,祖国的祝福。祖国从未忘记她的每一个儿子,这声音让你们感动,让你们满怀思想之情,你们一度寂寞的心,将穿越时空,那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宣布了他征服德国的青年一代的计划,此后这一计划果然以希特勒设计的方式得以实施,从而造成了德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巨大悲剧:“这些少年学到的都是德国式思维和德国式行动。如果他们十岁就开始熟悉这样的方式,并常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那么四年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会在青年团继续锻炼四年,之后,我们再也不用老套的等级、官衔来为他们论资排辈,而是让他们入党,让他们站在工作的最前沿,加入冲锋队或党卫队,进入纳粹的中坚部队,等等。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开始了义务劳动,经历了七八个月的磨练,一切都披上了象征德国的铁十字外衣。在这七八个月之后,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拥有了无上的阶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紧随其后的是两年的国防军训练。两年、三年或四年之后想打退堂鼓,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反悔,马上再把他们送到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里面。他们这一生将永远没有自由!”被称为是“希特勒的孩子们”的那一代德国人,要么丧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么带着无法治愈的梦魇和伤痕度过余生。
   薄熙来精心挑选的二十七首“革命歌曲”,正是要起到同样的作用。中共及其御用文化人炮制的这些歌曲,虽然比纳粹的歌曲更加粗鄙、直露,但其功效一点也不弱。这些歌曲将消极抗战的中共改写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杀戮成性的中共军队描绘成深受百姓爱戴的仁义之师,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毛泽东形容为大救星和红太阳。由于中共垄断了教育和媒体,使得中国人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中国古典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绝缘。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党音乐”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惟一熟悉的音乐。于是,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所歌唱的仍然是这些带着毒素的“革命歌曲”,与士兵们所唱的歌曲一模一样,被害者与杀人者在文化上是“同构”的;于是,我在北美华人的许多聚会和活动中,听到若干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华人,所吟唱的仍然是这些不堪入耳的“革命歌曲”,他们沉迷其中,难以反思那段定格的青春。从昔日文革中那些打死老师的中学生,到今日那些聚集起来捍卫奥运火炬的爱国愤青,他们也都是吟唱着同样的一批歌曲,因此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惊人地一致。
   这正是薄熙来的企图。我们不能让薄熙来的阴谋得逞,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受到此种无形的毒害。薄熙来喜爱的这些垃圾歌曲,早该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了。倘若不能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决裂,未来的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永远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八日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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