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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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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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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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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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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来源:观察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终于“含泪”谢幕了。他的下一份工作是语文出版社社长,从级别上来看,确实往上升迁了半级,但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明升暗降”,他被逐出了教育部的权力核心。当然,王旭明本人是不会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我换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舞台,就好像由民族舞演员变成芭蕾舞演员,要学的东西很多。”他透露说,当教育部的领导在星期五就工作调动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考虑了一个周末,便“愉快地接受了”。看起来多么轻松,多么潇洒啊。
   
   然而,这种“愉快”显然是装出来的。王旭明自诩说,他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已在心中牢牢树立”,所以他可以超越荣辱得失,“什么升、降一两级,无可摧垮。假使降级,我当然会不舒服、会憋屈,但我不会得精神抑郁症、不会神经失常,很快会调整过来。如果按行政级别,我做了六年正处级,又做了五年多副司级,提拔为正司级,应属正常。”另一方面,这个被誉为“最敢于说真话”的发言人,也坦言自己不仅想当官,还想当大官,“我非常想当官,希望当更大的官。我很幸运,我基本一致,既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我们的领导又很器重我。我是草根啊,没什么背景,在我们家所有人里头,我是最高的行政级别,我很知足。”一面是视富贵如浮云的清高,另一面则是对级别和官位的锱铢必较,此两者居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王旭明炫耀其平民出身,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我最害怕这种以出身草根而自豪的官员,他们有一种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而不择手段的激情。为了往上升迁,他们通常敢作敢为,无所不用其极,如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他们的功名心所产生的破坏性的力量,让那些养尊处优的太子党也望尘莫及。
   

   某些媒体对于王旭明的离任表示出“恋恋不舍”之情。比如,《中国青年报》便组织了五十多名记者和编辑为其举办欢送会,甚至为他出版了一份“一个人的报纸”。这大概是一百年来除了洪宪皇帝袁世凯之外惟有王旭明方得以享有的一种殊荣吧?王旭明真的值得媒体如此崇拜吗?确实,比起外交部那些板着面孔说假话和套话的发言人来,王旭明经常妙语连珠,语言极有个性。他的那些点带有韩乔生色彩的“大话”,时常成为媒体炒作新闻的时候的卖点。因此,哪个媒体不对他感激涕零呢?然而,却少有媒体仔细思索其“大话”背后的价值立场和精神皈依,王旭明说过,他是精通官场的潜规则的,并告诫记者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不了解官场厚黑学的傻瓜。媒体对这样一个人的推崇,足见今日媒体的卑贱。
   
   王旭明最著名的“王氏语录”,当推“上北大、清华属于奢侈消费”的高论。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一百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也就是说,没有钱的孩子,不要再妄想上北大、清华了。王旭明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对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的无知,以及对教育公平权利的漠视。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王大发言人大概忘记了,北大、清华乃是国立大学,是用所有纳税人的税款支持的,它们应当为“天下英才”提供一流的教育服务,而不能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禁脔。换言之,只要是有才华的学生,只要是考上了北大、清华的学生,国家就不应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辍学。在美国,不必说公立大学了,即便是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亦并非“见钱眼开”、谁有钱谁就可以上,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以高额的奖学金来吸引那些出身贫寒的优秀学子。自从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后,大学便是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库,是科学和文化的发动机,并对所有公民敞开大门。大学不是公司,公司所追求的目标是盈利,而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则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公益性质。王旭明将大学当作公司来看待,将公民接受大学教育当作到商店消费来看待,其愚昧与昏聩,简直连无知小儿也不如。此种人等,居然充当教育部发言人,居然还颇受欢迎,这是王氏的悲哀,还是大众的悲哀?
   
   王旭明是一个没有成为汪国真的文学青年,其言论当然比外交部的那些言之无文的发言人更有文学色彩。在一次访谈中,王旭明痛骂都江堰光亚中学的教师范美忠说,“人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在教育部的一次例行发布会上,他再次表明了对“逃跑事件”的看法。他说,有人在地震后发表除了救自己孩子,连妈都不救的言论,这不是什么师德不师德的问题,而是“人德”的问题。至于先于学生跑出教室,既有悖于师德,也有违于“人德”。此时此刻,王旭明仿佛成了一个手握“惩恶扬善令”的江湖盟主,可以随意决定孰黑孰白,孰是孰非。善者立一个贞节牌坊,恶者推出午门斩首。他不仅开除了范美忠的“球籍”,甚至还开除了其“人籍”。王旭明真的如同上帝那样高尚与公正吗?
   
   范美忠是我的朋友,但并非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站出来为他辩护。我曾经撰文赞扬范美忠到中学任教的人生选择,经过此次的风波之后,我的观点仍然不会改变。多年来,我看到诸多北大校友眼高手低,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嘴脸,而范美忠愿意献身基础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当然让我肃然起敬。四川地震之后,范美忠的一番言论,在我看来,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出来的几句真话而已”。当然,真话不一定是真理,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许多真话仅仅出于人的本能而已。我本人不完全同意范美忠的有关言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有资格去严厉地批评他。设身处地,倘若我在彼时彼刻,未必就能比范美忠表现得更好,我相信高言大志的王旭明亦是如此。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王怡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范美忠”。
   
   这几个月来,范美忠被淹没在千万同胞的唾液之中,人们甚至以“跑跑”为其绰号。面对近十万同胞死难的惨剧,人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失语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情绪的管道。在硕大的“莫谈国事”的告示之下,惟有范美忠是可以肆意辱骂的。范美忠在这个国家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圣经中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当时,那些文士和律法主义者们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他们企图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用石头将他打死。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出去了。扪心自问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去捡石头。这些犹太人毕竟还良知未泯,毕竟还有羞愧之心,他们知道,打在女人身上的石头,其实打在自己的心上。然而,在大部分中国人当中,连这一点良知和羞愧都没有了,人人都会“当之无愧”地去捡起石头来,砸向他们认为应当砸的人。王旭明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范美忠不是行淫的妇人,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石头却如雨点而至。他意想不到地成了一个“箭靶”。当然,范美忠不是没有错误,他的错误在于,他的言论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有人故意利用他的言论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于是,“世人皆曰杀”,范美忠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而那些豆腐渣校舍的始作俑者却从容地逃逸了。仿佛杀害学生的凶手是瘦弱的书生范美忠,而不是那群心宽体胖的贪官和奸商们。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官员因此而辞职,几万学生的性命,几万家庭的福祉,居然没有他们的一顶乌纱帽重!四川省的省长没有引咎辞职,建设部的部长没有引咎辞职,教育部的部长没有引咎辞职。大官如此,小官亦如此。当然,大小官吏更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孩子们在彼岸还好吗?他们的父母却永远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了。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稍稍表达一下抗议,立即便成了“国家的敌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这是一个黑暗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王旭明身处其间,却怡然自得。在等级森严的权力秩序中,他不过是一个小虾米而已,京城之大,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简直就满坑满谷。他哪里敢将石头砸向真正的“夺命凶手”——教育部长周济和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呢?他捡起一块大石头,瞄准,砸下去,对象却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范美忠。王旭明是多么大义凛然啊!如同当年抗着炸药包的董存瑞。
   
   有了王旭明的添油加醋,教育部遂强令光亚中学将范美忠解职。这是四川大地震之后政府的诸多无耻的作为之一。这又是一起言论罪与文字狱。教育部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那死去的几万名学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义正词严地拿一名普通教师开刀。孩子们死去了,大部分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了。倘若几万具孩子的尸体全都堆积到教育部的大门口,这些道貌岸然的官员们还能继续说谎、继续贪污、继续扮演“公仆”的角色吗?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教育部立即出台了所谓的“教师职业规范”,匆匆忙忙地将道德法律化。然而,这样的法令只是针对基层教师,对教育部部长周济和前发言人王旭明毫无约束力,他们可以马照骑,舞照跳。周济到南京师范大学挑选美女大学生陪舞的丑闻,对于王旭明来说,难道不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新闻?
   
   是的,如同某科学院院士所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孩子们死去了,文士们继续蘸着他们的鲜血写文章。“城头变幻二王旗”,代孩子们立言说“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与今日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堪称双剑合璧、交相辉映。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的这场“吃人”(被吃掉的“人”,大抵都是孩子)的大戏当中,此“二王”以“二丑”的身份粉墨登场。他们的后继者还将多如牛毛。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
   
   是日,中国奥运金牌数达三十五枚,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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