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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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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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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来源:观察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终于“含泪”谢幕了。他的下一份工作是语文出版社社长,从级别上来看,确实往上升迁了半级,但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明升暗降”,他被逐出了教育部的权力核心。当然,王旭明本人是不会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我换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舞台,就好像由民族舞演员变成芭蕾舞演员,要学的东西很多。”他透露说,当教育部的领导在星期五就工作调动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考虑了一个周末,便“愉快地接受了”。看起来多么轻松,多么潇洒啊。
   
   然而,这种“愉快”显然是装出来的。王旭明自诩说,他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已在心中牢牢树立”,所以他可以超越荣辱得失,“什么升、降一两级,无可摧垮。假使降级,我当然会不舒服、会憋屈,但我不会得精神抑郁症、不会神经失常,很快会调整过来。如果按行政级别,我做了六年正处级,又做了五年多副司级,提拔为正司级,应属正常。”另一方面,这个被誉为“最敢于说真话”的发言人,也坦言自己不仅想当官,还想当大官,“我非常想当官,希望当更大的官。我很幸运,我基本一致,既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我们的领导又很器重我。我是草根啊,没什么背景,在我们家所有人里头,我是最高的行政级别,我很知足。”一面是视富贵如浮云的清高,另一面则是对级别和官位的锱铢必较,此两者居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王旭明炫耀其平民出身,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我最害怕这种以出身草根而自豪的官员,他们有一种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而不择手段的激情。为了往上升迁,他们通常敢作敢为,无所不用其极,如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他们的功名心所产生的破坏性的力量,让那些养尊处优的太子党也望尘莫及。
   

   某些媒体对于王旭明的离任表示出“恋恋不舍”之情。比如,《中国青年报》便组织了五十多名记者和编辑为其举办欢送会,甚至为他出版了一份“一个人的报纸”。这大概是一百年来除了洪宪皇帝袁世凯之外惟有王旭明方得以享有的一种殊荣吧?王旭明真的值得媒体如此崇拜吗?确实,比起外交部那些板着面孔说假话和套话的发言人来,王旭明经常妙语连珠,语言极有个性。他的那些点带有韩乔生色彩的“大话”,时常成为媒体炒作新闻的时候的卖点。因此,哪个媒体不对他感激涕零呢?然而,却少有媒体仔细思索其“大话”背后的价值立场和精神皈依,王旭明说过,他是精通官场的潜规则的,并告诫记者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不了解官场厚黑学的傻瓜。媒体对这样一个人的推崇,足见今日媒体的卑贱。
   
   王旭明最著名的“王氏语录”,当推“上北大、清华属于奢侈消费”的高论。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一百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也就是说,没有钱的孩子,不要再妄想上北大、清华了。王旭明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对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的无知,以及对教育公平权利的漠视。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王大发言人大概忘记了,北大、清华乃是国立大学,是用所有纳税人的税款支持的,它们应当为“天下英才”提供一流的教育服务,而不能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禁脔。换言之,只要是有才华的学生,只要是考上了北大、清华的学生,国家就不应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辍学。在美国,不必说公立大学了,即便是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亦并非“见钱眼开”、谁有钱谁就可以上,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以高额的奖学金来吸引那些出身贫寒的优秀学子。自从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之后,大学便是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库,是科学和文化的发动机,并对所有公民敞开大门。大学不是公司,公司所追求的目标是盈利,而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则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公益性质。王旭明将大学当作公司来看待,将公民接受大学教育当作到商店消费来看待,其愚昧与昏聩,简直连无知小儿也不如。此种人等,居然充当教育部发言人,居然还颇受欢迎,这是王氏的悲哀,还是大众的悲哀?
   
   王旭明是一个没有成为汪国真的文学青年,其言论当然比外交部的那些言之无文的发言人更有文学色彩。在一次访谈中,王旭明痛骂都江堰光亚中学的教师范美忠说,“人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在教育部的一次例行发布会上,他再次表明了对“逃跑事件”的看法。他说,有人在地震后发表除了救自己孩子,连妈都不救的言论,这不是什么师德不师德的问题,而是“人德”的问题。至于先于学生跑出教室,既有悖于师德,也有违于“人德”。此时此刻,王旭明仿佛成了一个手握“惩恶扬善令”的江湖盟主,可以随意决定孰黑孰白,孰是孰非。善者立一个贞节牌坊,恶者推出午门斩首。他不仅开除了范美忠的“球籍”,甚至还开除了其“人籍”。王旭明真的如同上帝那样高尚与公正吗?
   
   范美忠是我的朋友,但并非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站出来为他辩护。我曾经撰文赞扬范美忠到中学任教的人生选择,经过此次的风波之后,我的观点仍然不会改变。多年来,我看到诸多北大校友眼高手低,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嘴脸,而范美忠愿意献身基础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当然让我肃然起敬。四川地震之后,范美忠的一番言论,在我看来,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出来的几句真话而已”。当然,真话不一定是真理,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许多真话仅仅出于人的本能而已。我本人不完全同意范美忠的有关言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有资格去严厉地批评他。设身处地,倘若我在彼时彼刻,未必就能比范美忠表现得更好,我相信高言大志的王旭明亦是如此。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王怡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范美忠”。
   
   这几个月来,范美忠被淹没在千万同胞的唾液之中,人们甚至以“跑跑”为其绰号。面对近十万同胞死难的惨剧,人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失语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情绪的管道。在硕大的“莫谈国事”的告示之下,惟有范美忠是可以肆意辱骂的。范美忠在这个国家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圣经中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当时,那些文士和律法主义者们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他们企图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用石头将他打死。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出去了。扪心自问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去捡石头。这些犹太人毕竟还良知未泯,毕竟还有羞愧之心,他们知道,打在女人身上的石头,其实打在自己的心上。然而,在大部分中国人当中,连这一点良知和羞愧都没有了,人人都会“当之无愧”地去捡起石头来,砸向他们认为应当砸的人。王旭明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范美忠不是行淫的妇人,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石头却如雨点而至。他意想不到地成了一个“箭靶”。当然,范美忠不是没有错误,他的错误在于,他的言论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有人故意利用他的言论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于是,“世人皆曰杀”,范美忠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而那些豆腐渣校舍的始作俑者却从容地逃逸了。仿佛杀害学生的凶手是瘦弱的书生范美忠,而不是那群心宽体胖的贪官和奸商们。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官员因此而辞职,几万学生的性命,几万家庭的福祉,居然没有他们的一顶乌纱帽重!四川省的省长没有引咎辞职,建设部的部长没有引咎辞职,教育部的部长没有引咎辞职。大官如此,小官亦如此。当然,大小官吏更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孩子们在彼岸还好吗?他们的父母却永远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了。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稍稍表达一下抗议,立即便成了“国家的敌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这是一个黑暗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王旭明身处其间,却怡然自得。在等级森严的权力秩序中,他不过是一个小虾米而已,京城之大,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简直就满坑满谷。他哪里敢将石头砸向真正的“夺命凶手”——教育部长周济和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呢?他捡起一块大石头,瞄准,砸下去,对象却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范美忠。王旭明是多么大义凛然啊!如同当年抗着炸药包的董存瑞。
   
   有了王旭明的添油加醋,教育部遂强令光亚中学将范美忠解职。这是四川大地震之后政府的诸多无耻的作为之一。这又是一起言论罪与文字狱。教育部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那死去的几万名学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义正词严地拿一名普通教师开刀。孩子们死去了,大部分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了。倘若几万具孩子的尸体全都堆积到教育部的大门口,这些道貌岸然的官员们还能继续说谎、继续贪污、继续扮演“公仆”的角色吗?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教育部立即出台了所谓的“教师职业规范”,匆匆忙忙地将道德法律化。然而,这样的法令只是针对基层教师,对教育部部长周济和前发言人王旭明毫无约束力,他们可以马照骑,舞照跳。周济到南京师范大学挑选美女大学生陪舞的丑闻,对于王旭明来说,难道不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新闻?
   
   是的,如同某科学院院士所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孩子们死去了,文士们继续蘸着他们的鲜血写文章。“城头变幻二王旗”,代孩子们立言说“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与今日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堪称双剑合璧、交相辉映。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的这场“吃人”(被吃掉的“人”,大抵都是孩子)的大戏当中,此“二王”以“二丑”的身份粉墨登场。他们的后继者还将多如牛毛。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
   
   是日,中国奥运金牌数达三十五枚,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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