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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打倒马寅初,是冤假错案吗?

   伟大领袖打倒马寅初,是冤假错案吗?
    李元龙
   
    1979年夏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曾经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面对这番话,以及类似这样的话,我总是疑窦丛生:打倒马寅初,批臭新人口论等等,真的如他们所说,是冤假错案吗?

    根据资料记载,早在50年代初,马寅初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新人口论》中,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我注意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要说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它是有关国计民生,有关人口,有关社会等的大学问,需要大量扎实的调查、分析等,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结论的大学问。但是,许多的高深学问,往往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说清楚其要义。
    新人口论亦然。1957年春季,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全国人均不到三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就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学术问题常识化了。
    200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全国各界隆重纪念马寅初有人发表纪念文章说,“最近,我们又重读《新人口论》和马老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越发感到《新人口论》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理论,而是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大众理论。”
    毛泽东何许人也?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聪明如彼,对于已被马寅初阐述得如此浅显易懂的问题,就象1+1=2那样简单。
    以有限的土地承载无限的人口,早晚必定人满为患。正因为这个问题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早在1000来年前,有人就认识到中国人口可能带来的问题了。初唐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怪异诗人王梵志,恐怕他是人世间第一个以笔墨提出“新人口论”和“计划生育”的人。他写过一些“现代味”非常浓厚的诗: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人人觅长命,没地可种谷。
    100多年前,来到中国,来到云南的英国传教士哈兹佩斯(中文名王树德)和柏格理也发现了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王树德在1937年伦敦版的《石门坎与花苗》中描述了他上个世纪初期在中国昆明等地乡村看到的中国人口现状:与欧洲的现代旅馆相比,这些客店既不舒适,也不那么清洁,并且总是过度拥挤。这些年中国人口增加太多了。罗马皇帝朱利安曾夸口:臣民就象我的胡须一样多。在中国这些边远地带的客店里,人的确象胡须一样多。柏格理在《在未知的中国》里更进一步为中国人担心:人口的无节制繁殖,使得汉人已经把广布于他们自己山上的树林砍伐殆尽,他们只好以高昂的价格,向诺苏人(笔者注:彝族人)购买生长于扬子江北岸的木材。我不知道,当扬子江北岸的树木也被砍伐完了之后,汉人到什么地方去搞到他们做饭,建房等都离不开的木材。
    一个上千年前的“封建文人”也觉悟的道理,一个进入中国没多久的“番邦”人也一眼看穿的事实,连说话也“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国之君,一个叱咤风云、日理万机的统帅,他在这件事情上怎么下智上愚了?
    是的,伟大领袖不是白痴,不是智商底下的人,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在一个资料里还真找到了支持我的观点的证据:毛泽东早在1920年开始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华振兴之路时,就针对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
    由此可见,所谓“新人口论”,不论它是今天中国的马寅初,甚至是更早些的英国的马尔撒斯提出的,与我上述前一个例子一比较,都成了“旧人口论”了。
    那么,这个聪明人加明白人的伟大领袖,他何以要置常识于不顾,非要批倒批臭马寅初?
    我认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当年“解放全人类”,将红旗插遍全球,也即称霸世界的野心还没有死。要干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千秋霸业,没有成千成万成亿的“先烈”去填平、堵住“前进道路”上的沟壑,枪眼,那怎么成。但这是伟大领袖在肚子里盘算的,嘴巴,可不能把小九九口诀念出来,而要找冠冕堂皇的说法,比如“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 人口也不要紧”。还有那个年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多力量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等等。此其一。
    其二,杀一儆百,整肃知识分子的需要。马寅初最初提出新人口论,是在1955年。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时,马寅初都还在是北大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众所周知,毛发动反右,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毛授意下,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拉开了打倒马寅初的序幕。接下来,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马寅初接下来表现出的“又臭又硬”,进一步触犯了帝王的大忌。马当年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如是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听任这种自以为是而又不识时务的臭老九一天指手画脚,国不国,君不君,臣不臣,成何体统?人人都象你姓马的一样,有张嘴的都站出来对我发号司令,左右我的言行,天下人见我如此好欺负,且不人人都起来学你的样子,早晚,我的主席帽子,还不知会戴到谁的头上去呢。
    正因为如此,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伟大领袖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马寅初7月在《人民日报》上“倒豆子”,10月《人民日报》就以此为“七寸”,批判新人口论。显然,马寅初钻进了伟大领袖引蛇出洞的,稳操胜券的“阳谋”圈套里了。
    其三,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帝王性格使然。这一点,有林副统帅写在“毛选”上的眉批为证:这个人,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西,他就说东。只有等他先开口了,你再顺了他的杆子爬,你才可能“正确”。还有伟大领袖的两个凡是为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还是副统帅加接班人最能搔着伟大领袖的痒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郭文豪与副统帅各有千秋,伟大领袖写了错别字,他如此“帮忙”: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既然身为臣民,理当如是,只能如是。
    大丈夫当如是:是鹿是马、是白是黑,要左要右、要走要停,是成是败、是死是活,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只能由霸王一个人说了算。“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还得点头哈腰地照办,只能埋头拉车、别回头看路地前进。这才显现得出我的伟大,这才能证明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配当、能当主席。也惟其如此,才能当出这不叫皇帝、胜似皇帝的主席应有的滋味,感觉。啊,你出个锼主意,我连连点头称是,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你比我聪明,比我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搞错没有,完蛋去吧,你!
    显而易见,伟大领袖的打倒马寅初,批臭新人口论,并非他不懂新人口论,也即他不是不想、不能控制人口,而是别有用心,老奸巨滑,故意不为。
    可见,马寅初的被打倒,根本不是什么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因为证据、事实的收集、认定等司法环节出了差错,使得案件的判定也跟着出了差错。马寅初案冤什么冤,错什么错啊?事前,人家早都有了既定目标,既定对象,早都胸有成竹,人家要打倒,要以警效尤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和事。
    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犯罪则不可以改正。所以,这不是错案,不是错误,而是犯罪,故意犯罪。将故意犯罪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说成无心的“错误”,只能表明说话者人性和现代法制意识的严重缺失,甚至阳谋、是既往之罪的继续,是对故意犯罪客体的进一步戕害,是对真理和正义的蔑视。
    从王实味,刘少奇,彭德怀,林昭,章伯钧,沈从文,张志新,遇罗克,到罗永忠,杨建利,杜导斌,李元龙,杨天水,师涛,吕耿松,胡佳;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到六四,法轮功等等,等等,哪一个人,哪一桩案件,是符合冤假错案的构成要件的?没有,几乎从来没有。人家要批要判,要抓要关,要绞要杀,要消灭在盟约状态的,就是你们这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就是这样的不利稳定的事。
    为此,我得替伟大的领袖和伟光正的党说一句公道话:人家几乎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办过冤假错案,人家根本就不屑搞,也根本用不着搞什么阴谋诡计,办什么冤假错案,人家从来搞的多是阳谋妙计,办的多是不冤不假不错的,巴望将阶级敌人、异己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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