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世界”不應成為中國外交的政策原則 /严家祺

   導讀：在全球化的今天，歐盟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具“全球性”，國與國的關系依然帶有“動物性”，如果以為“國際關系”可以象“人際關系”那樣來處理，那些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到時候，就會暴露出它的“動物本性”。凡是地緣力、板塊力占優勢的地方，就沒有和諧。“鄭和心態”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表現，中國不能再走鄭和時代“求虛名”的老路，不應把建立“和諧世界”當作“國家目標”和外交政策的原則。

“和諧”的三重意思

   二十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產生過形形色色的理想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但沒有人提出“和諧世界”的理論。在東西方結束冷戰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能不能把建立“和諧世界”作為自己的“國家目標”呢？
   我在這里不談音樂、藝術、自然界中的“和諧”概念，只談人類社會的“和諧”概念。一般說，“和諧”包括三重意思：一是和平；二是合作；三是建立在信任、情誼關系上的恰到好處地互相配合。一個家庭、一個社區、一個國家可以建立“和諧社會”。傅立葉就系統地提出過他的“和諧社會”理論。在美國（也許紐約要除外）、加拿大、北歐，到處可以看到“和諧社區”的景象。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存在一個個主權國家的時代，在全球是建立不了“和諧世界”的。一個國家可以把“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與他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作為國家目標，但不能把建立“和諧世界”作為自己的國家目標和外交政策原則。如果把建立“和諧世界”作為自己的國家目標和外交政策原則，不僅不可能達到這一目標，而且，往往會適得其反，給這個國家帶來大地震般的災難。

“國際關系”非“人際關系”

   從系統論觀點看，國家和全球性的國際社會有三大區別：
   第一，組成國家的成員是人、社會團體、政府，是由巨量行為體組成的“巨量大社會”。組成全球性國際社會的成員是國家、國際組織，是“小群體社會”。
   第二，組成國家的成員是人，組成國際社會的成員——國家并不都是人，國家行為經常表現為“動物行為”，國際關系不是人與人的關系。
   第三，在一般情況下，“國內社會”是“有政府社會”，全球性的“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社會”，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
   局部性的國際關系是可以人際關系化的，集體安全制度是使“國際關系” 人際關系化的制度。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地球上許多地區，如中東、南亞、東亞、非洲一些地區，國與國的關系遠不能人際關系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家和國際社會的三大區別依然存在，如果以為國際關系可以象人際關系那樣來處理，那些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國家，到時候，就會暴露出它的“動物本性”，就會損害那些以“人際關系”方式處理“國際關系”的國家。

三種“無政府文化”

   亞歷山大•溫特 (Alexander Wendt) 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看作是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形成的。他說：「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於三種角色——敵人、對手、朋友——中哪一種在體系中佔主導地位。」溫特把「無政府文化」分為三種，即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洛克無政府文化、康德無政府文化。國家之間互存敵意、互為敵人，並以摧毀和吞併對方為目的，這就是霍布斯無政府文化；國家之間的關係主要是競爭者的關係，這就是洛克無政府文化；康德文化則是國家之間互為朋友的文化。在19、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俄、中日、俄日之間是霍布斯文化。現在，美國與伊朗之間是霍布斯文化；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是洛克文化；美國與英國之間是康德文化。
   我認為，亞歷山大•溫特雖然用“人際關系”的語言來描述“國際關系”，但他并不認為“國際關系”就是“人際關系”，他所說的“霍布斯文化”，實際上是“狼與狼的關系”。 “狼的世界”不是“和諧世界”。

國家之間的四種作用力

    現代物理學認為，在非自主行為體構成的世界中，存在著四種作用力，即質子、中子內部夸克與夸克之間的強作用力 (strong force)、原子核與電子之間、帶電粒子之間、帶電物體之間的電磁力、不同類的基本粒子之間，如夸克與電子之間、夸克與中微子之間、質子與中子之間弱作用力 (weak force) 以及任何物體之間的萬有引力。
   自然界的規律是統一的。在非自主行為系統中存在強作用力、弱作用力、電磁力與引力四種作用力。對由國家這種自主行為體組成的國際體系來說，不同行為體，即國家與國家間，事實上也存在著多種不同的作用力。十分明顯，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協定以及國家所參加的國際組織的規章、制度與夸克之間的強作用力一樣，具有「漸近自由」(asymptotic freedom) 的特徵。國家可以在條約、協定、規章、制度規定的範圍內自由行動，但受條約等的「強約束」。自主行為系統與非自主行為系統的不同在於，夸克與夸克間的「強作用力」是不隨夸克本身改變的，而作為自主行為體的人或國家，可以不遵守「強約束」，可以改變原有的「強約束」規定。
   國與國之間的作用力除「條約」這類「強作用力」外，至少還存在三種作用力：
   (一)地緣力，即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不同國家間形成的親近、友好合作、疏遠、排斥、猜疑、敵對、互不相關等的作用力。這種作用力難以精確度量，但實際存在。隨著時間改變，這種作用力也會改變，也就是說，在不同歷史時期，兩個國家地理上的聯繫，因修建鐵路、海下隧道、輸油管線、公路大橋或其他原因而發生改變，地緣力也會改變。
   (二)交換力，即由商品、貨物、資金、人員和技術交換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一般情況下，交換力與國與國之間友好合作程度有關，而且成正比關係。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國違背另一國意志使後者被迫接受某些商品，或一國向另一國大規模輸出難民或形成大規模偷渡潮，國與國之間的交換力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
   (三)板塊作用力，包括一國對另一國的攻擊力和威懾、恫嚇、炫耀而形成的潛在攻擊力。板塊作用力與國家的軍力直接相關。
   強作用力是國與國之間因條約、協定形成的約束力，當一國用武力或武力威脅逼迫另一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時，這種強作用力往往會因受害國的反抗而失效。在今天，國際法已明文宣示這種強約束力的非法性。
   地緣力、交換力、板塊作用力 (簡稱板塊力) 和強作用力構成國與國之間的四種主要作用力。從國際體系整體看，地緣力、板塊力是國際體系形成離心力的要素，而交換力與強作用力是向心力的要素。凡是地緣力、板塊力占優勢的地方，就沒有和諧。在歐洲歷史上，地緣力長期以來是國與國間的一種重要作用力，隨著歐洲共同體與歐盟的建立，隨著條約關係和經貿關係的發展，強作用力和交換力日益增強，而地緣力和板塊作用力則日益減弱（參見《霸權論》第五章）。

鄭和下西洋：建立“和諧世界”

   鄭和心態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表現，它的表現是“求虛名”、顯耀中國的“中央大國”地位，把“周邊國家”看作是“中央大國”施恩的對象。其中一個思想基礎是崇揚「王道」思想，把國際關系看作為人際關系。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衰敗可以追溯到15世紀中國處于世界強國的鄭和時代。
   15、16世紀是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行遠航的八十七年前，即1405年，中國明朝皇帝朱棣派鄭和率領船隊向印度洋進行遠洋航行。當時中國人稱加里曼丹島以西為「西洋」，以東為「東洋」。從1405年至1433年，鄭和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鄭和時代，中國是世界強國，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鄭和船隊滿載瓷器、茶葉、鐵器、絲綢和金銀。鄭和七下西洋，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是為了宣揚中國的「國威」，向所到國家的國王賜送禮物，擴大明帝國在海外的政治影響。
   今天，「宇航員」是「未知世界探索者」，在十五世紀初，「航海者」與「宇航員」一樣，也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達非洲東海岸、哥倫布跨越大西洋到達美洲，當他們啟程時，他們連自己往何處去都不知道。與達•伽馬、哥倫布不同的是，鄭和遠洋航行的是中國人與阿拉伯人早就熟悉的海上貿易路線。鄭和遠洋航行少有「未知世界探索者」的因素。
   15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與中國相比，國力小得多，屬於那個時代的「不發達國家」，中國的絲綢和東南亞的香料，在葡萄牙、西班牙人眼中是極為寶貴的東西。當時支持哥倫布遠航的西班牙王國，連年不斷的戰爭使國庫空虛，哥倫布的遠航經費不得不靠商人銀行家的支持，加上借貸後才勉強湊足。哥倫布的船隊遠小於鄭和，僅三艘，船員僅九十名，最大的船長度不及鄭和的五分之一。當毫無“哥倫布精神”的鄭和散盡明帝國的財寶返回中國時，哥倫布首航歸來帶回的印第安人的黃金飾物的價值，就是他首航經費的一百七十倍。在哥倫布以後，首次實現環球航行的麥哲倫的水手們，在亞洲收購了大量丁香，到歐洲以成本一萬倍的價格售出了整船二十六噸丁香。我崇揚哥倫布的探索精神，并不贊成任何殖民者的行徑，但鄭和精神并不值得崇揚。1433年鄭和最後一次遠航回到中國，遠洋航行能力位居當時世界第一的中國，自己放棄了遠洋航行這一事業。

   幾天後，北京將舉行奧運開幕式，數十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將來到北京，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又開始接近鄭和時代。如果中國滿足于今日成就，不思進一步改革，不把改善國家體質（貪污腐敗是“體質不良”的一個標志）作為根本目標，而把建立“和諧世界”當作“國家目標”和外交政策的原則，天真地以為“國際關系”就是“人際關系”，在仍然存在激烈競爭的時代，那就會重滔鄭和以后衰敗落后的復轍。（寫于2008北京奧運前夕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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