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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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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国要建设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恢复“人性”的“现代化社会”,那麽这个“现代化社会”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从“中国人的现代化”入手。

    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是从中国的自然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从总的方面看,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体在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困难很多。而所有问题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层次太低”的问题。

    中国人虽然有创业精神,但经常创出来的“业”层次很低。而要想提高层次,就有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

    “人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也许用儒学的传统概念来表达更为贴切,即“教化”问题。

    “教化”讲的是“教而化之”,通过教育,使低层次的人化为高层次的人,使低层次的企业化为高层次的企业,使低层次的民族化为高层次的民族,使低层次的国家化为高层次的国家。

    事情应该像这样发展,不应该是相反。

    可是,今天的现实恰恰是相反。

    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而这套体系是为培养为别人服务的专门人材而设计的。这套体系里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技术员、教授、学者等,都是打工族、都是雇佣劳动者,是专门为别人服务的。本来,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教人自立的本领,或者说是为提高人的层次,使人文明化。而中国人一旦进了今天的教育体系,受了今天的教育,自立本领反而退化了,反而变得不文明了。

    难道不是吗?请看今天的中国大陆,那些上过很少学的人,在成家立业上干得火热,许多大学教授自叹不如。在海外的中国餐馆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在做老板,而在厨房里洗碗的却是博士生;文盲在做出版社的老板,在给学者教授发稿费,由此还能获得文化骑士勋章。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大陆首富张茵都是很少染指现代教育的例子。是他们在雇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这类事情的发生绝非偶然。

    雇佣劳动者是西方奴隶的现代称呼。这种观点中国的学者大概不会同意,但西方的学者马克思肯定同意。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对雇佣劳动进行分析时,就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讲起的。如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情况则更明显。“雇佣”二字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对奴隶的称呼。应该有理由把现今的教育体系称之为培养“现代化奴隶”的教育体系。

    一个专事培养“现代化奴隶”的教育体系,如何能培养出高层次的中国人?

    尽管目前一套与中国文化能接轨、完全适应中国人的教育体系还不存在,而它的需要、它的市场却早已存在。

    在城镇,人们要想解决民营小企业的层次问题,就必须从“高科技”入手,让它们获得技术的帮助。在农村,农民熟悉传统的锄头扁担的生产方式,却不知道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他们也需要高科技来武装。工厂制度下的分工越来越细,机器生产的细密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只从事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一个工人想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成就老板的要求以外的新的追求,他需要获得新的知识,一个工人想摆脱老一套的工作,想成为真正的机器的主人,他也需要获得新的知识。

    大家都需要一个新东西,大家都在等。

    它在哪里?

    技术、本事是学来的,不是天生的。但学什麽?如何学?这却是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启发。比如说,海外华人的成功,主要集中表现在饮食和服装等传统技术方面。为什麽呢?

    原来它的秘密就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里。在传统上,中国人都生活在家庭经济体里。在这里,做饭和做衣服这些技术的获得,不需要去拜师,不需要去进学校,在家教里就有了。早期移居到海外的华人中,许多人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他们既没有语言,也没有专长,如何在异乡生存呢?这些可怜的人们有何德何能能与别人去竞争呢?幸好他们是从家庭经济体里走出来,而不是从学校里走出来,天生就有会做吃做穿的本事。事情就从这里起头了。再也不需要去跟别人竞争,自自然然地就在这个地球上发展出了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华人经济来。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如果走出国门的只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留学生,这些人一不会做吃、二不会做穿,他们没有本事把中餐馆开遍全球。那么,我们今天就只能看到海外的华人打工一族,不会有什么独立的华人经济。

    这一事实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中国人做事不要和别人去竞争,从自己最有特长、最顺手的事做起,哪怕这件事微不足道,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一步虽然成功了,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技术很快就用完了,而且还做得让人感到老土老土,层次太低。华人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中国人还要去做许多我们老祖宗也不知道的新事情,从事许多老祖宗从未有过的新事业。如何做呢?后面的顺手的事又在哪里?

    中国人需要新知识、高科技来武装。而现状却是,目前所知的那套高科技新知识是按西方人习惯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学起来、用起来都不顺手。

    让中国人感到顺手、好学、适用的技术知识在哪里?

    在中国知识份子那里!

    在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比如说,西方那套科学知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进而又到硕士、博士,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解习题,完全值不得。中国人学东西讲究用心记,讲心得。如果有知识分子能把西方科学体系里有用的知识编成口诀、诗歌,让人去背唱,花不了几年时间,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像小时背珠算口诀、乘法口诀那样,从小背熟了,一辈子受用无穷。如果有知识分子能把西方的高技术编成中国人身边的故事,就像传道士能用最美、最通俗的语言讲述最深刻的道理那样,学习者就容易有心得。

    一般来说,人的创造性不是在学习中发挥出来,而是在实践中发挥出来。学习就是循规蹈矩,就像人们拜师学拳,不照师傅的一招一式去比划,想要发挥点创造性,那就学不到真功夫。说到学功夫,我们的祖先早已把这一领域诗意化了,文明程度相当高。武蓄文中,学真传、学要领,都是在学诗歌、学口诀。而在今天的中国,会做诗的就是诗人了。

    如果中国知识份子拿不出适应中国人的知识技术体系,搞不出能让中国人提高层次的教育系统,那就是知识份子的责任。

    由此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现代化的问题。可悲的是,目前中国知识份子所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全盘西化”。这种思想倾向很难承担起上述任务。

    “全盘西化”是“低层次”问题的总根子。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对中国未来而言,是个大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辟专章来讲。这里就点到此为止。

    通过学习,层次提高了,中国人就能变为“自由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创造时,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性。

    这一点在“工业社会”是不容易做到的。在那里,劳动者主要由受薪者构成。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人性在他们的劳动中很难发挥出来。而且,他们还会受到失业的威胁。

    在由雇佣劳动组成的“工业社会”里,整个社会必然会有失业机制。在失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喝酒、吸毒,因心理原因而患病,离婚率很高,自杀率也很高。它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社会里的主要社会问题。

    失业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或者说是从社会组织结构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此种性质的问题,政府通过政策是无法解决的。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必须硬着头皮去解决,解决不了就会导致政治危机。反对党会用这些理由来攻击执政党,最终把它打下台。而反对党上台後,还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又受到了同样的攻击。

    “大同社会”走的是“劳动自由”的道路。在这一社会里,劳动者主要由“自由劳动” 构成,因而,“失业”问题在“大同社会”里不会表现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自由劳动者摆脱了雇主的限制。他的劳动完全由自己安排,他要服从的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而不是别人的命令。他在自己的小领域内,进行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而他的劳动技能更具多样性,人性也能得以充分发挥。

    这是一条中国的传统道路,所以中国人走起来肯定顺畅,而且肯定能走得通。

    当然,并不是说由于中国有自由劳动的传统,就要把所有劳动者都改造为自由劳动者。

    “自由劳动”与“雇佣劳动”相比,各有优劣。自由劳动“自负盈亏”,很辛苦,雇佣劳动相对要舒服一些。被雇佣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都有法律保护,工资也有法律保障,因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由劳动的。而雇佣劳动者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必须要服从雇主的指挥,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同时,劳动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固定的。

    由此看来,选择“自由劳动”或“雇佣劳动”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应该懂得,自由劳动要有主动性、创造性,雇佣劳动则需要懂得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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