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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在《阿波罗新闻网》读到这篇报导,写了此文忘了发,现在发又增添不少。我想谈的是----
   1、“教育”是硬件,更多的表现为“标”,较少部分属之“本”。
   李先生把教育当成软件。本文想阐明:教育能够充分有效于知识,但不能充分有效于道德----一是道德先天的就在意识里;二是教育背后还有更具影响力的因素,教育得围着这个因素,在它的限定下起作用。李先生是用美国或台湾的人文质量来治中国的社会病。
   2、到底什么是“本”?又有什么东西能治了“本”呢?
   不错,道德的沦丧是因“本”被动摇,发生作用的“本”已经被动摇,什么力量能治了本呢?除非有一种比要对之施治的“本”更“本”的“本”,因为是“本”,就是末所不能治的。
   社会是由什么所派生,什么就是社会的“本”。
   这个社会指的是未被主义描述修饰的。社会是形成,只要它被意识到,就肯定已经形成,形成了也就意谓着有“本”了。如果还没有“本”社会又靠什么来形成?若再臆造出一个“本”强加给社会,就两个本。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两个本。“本”是发生作用的要素,两个“本”各发生各的作用,能不对抗?对抗还能不暴力?所以无论怎么教育也建立不起道德。因教育并不能改变两本对立,它也只能活动在人造之本的挟制中,服务于人造之本,故而用教育来成全道德就是妄谈。
   李先生对“标与本”的划分却很正确,他说:“我们警察只能做“治标”的工作”,这句话准确地指出“标”是结果,是已然的事实,是硬伤。而“本”是指起支配作用的要素,原因,或人借以存在和生活的环境----做为软资料的文化,塑造精神的材料和范模。此文是采访不是论文,不能要求谈话有论文的学术性、系统性与严密性。但它构成一个思想----认为教育能够造就道德。我借这个看法来阐述教育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性质与形成。
   进入正题前先讲讲这个标题:是采访者所拟,犯有属种概念并列的逻辑错误:“要靠”的无论是宗教还是教育,都是社会的。“宗教、社会、教育”三概念不能并列,宗教和教育都是社会的外延,归属进社会,是社会功能的专门项,可以看成为社会的构成要素。其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任何努力都是社会努力。没有一种能与宗教的、教育的相并列的专门的社会努力。对此只一提不做分析。
   原报导:李昌钰:奥运维安有赖道德意识 军警仅能治标【 阿波罗新闻网2008-08-06】萧融
   国际知名刑侦专家李昌钰在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 李昌钰对北京奥运维安工作提出建言, 他表示, 奥运维安设备虽已就绪, 但“硬件设备”仅是整体维安工作的一部份, 唯有提升人员素质, 和恐怖份子不干预体育赛事等道德认知, 才能保障奥运会安全.
   李昌钰: “很多恐怖分子藉计算机科技进步展开行动, 通常比较“高级”的恐怖份子会在爆炸(行动)前发出通知, 不要伤及社会大众, 但是, 若是手法“下流”, 事前未通知一般大众的话, 他们的行动即不是为了诉求, 而只是为了杀人, 这就很不应该.
   李昌钰: 我们警察只能做“治标”的工作, “治本”要靠宗教、社会和教育努力. 如何才能从人的心里做到反恐? 我想要借重宗教、社会和教育结合努力. 我觉得奥运是体育赛事, 恐怖份子不应该趁奥运引发不应该的事情.”
   其实教育也是硬件,更多的属于标。教和育是两个概念,“教”是行为,“育”是行为之果,“育”还指特殊物质(人)的潜能。教可以操作,教所以能致育是因人脑具有受激而被规定的性质。但育不育并不是由了主观要求,往往是被育了也未必自觉,育是随机发生的。“教”可以被分解成环节和步骤,有明显的针对性。而“育”却是受激而致的后果:因人发现了自己有受激而被“育化”的潜能,就在实践中采用“教”这一特别品质的剌激来争取理想的“育化”。人能被“育化”是自然品性而非主观争取。教育只表示人发现并有计划的开发这一品性。
   这就看出:能对人发生育化作用的不只是“教”,其实,不教也育!凡能与人的官能相对的都有剌激功能,引发感应,在脑內留下映象,映象就是最初的“育”。所以说“育”的可能性机会比比皆是。有的可自觉,有的不能自觉,甚至盲目发生,受育的可能性防不胜防。能必然造成“育”的条件只是“剌激”。“教”不过是一种特别质量的剌激:作为一种特别剌激不同于其他剌激的只是:教是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设计、又有环节和步骤的对口操作,其他剌激是自然而然地随机地发生,不能预见。因而“教育”是工程。工程都是硬件。
   “教”之对于知识,的确具有对口有效性;但对于道德(道德即人生境界问题)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口有效性,相对于知识其对口有效性就微乎其微。人不受教则无知,却不是说不受教就无德。
   知识与道德是两码事:知识非教不能取得,因而教育是开发,开发造成知识的输入,知识不是也不能本然就有。道德却是本然,条件是:只要他是一个人,又处在社会环境里,一形成意识,那怕从未被实施过道德教育,且一字不识,他仍有道德----只要能行为,就必是目的的,只要是目的就必含有德性。抢劫、偷盗、强暴……所有受遣责的行为并非没有德性,只是所含德性在质上是恶的----恶的道德也是道德,就像寒冷也是温度,负数也是数一样。与生命相比,知识和道德都是后天,但知识完全是先输而后有,道德却不输也有,只要是意识,就必含道德。所以后天的教育只能对已在意识里的伦理觉悟发生影响,造成升华,教育只是为修养提供示范、标准。德性却是意识的天然所含,并不依赖于创建。
   道德就是人生的境界,人生境界不=知识,它是立足的高远和胸怀宽广问题。只要回答“ 生命是主观建立而有的”吗?就能明白:道德不是主观建立。道德不过就是生命的境界,有了生命而又形成意识,自然就有境界。因生命早就在了,后生在生命之上的意识能看不到自己依存其上的生命吗?只要看到了那就是人生境界,就是道德。只是阅历浅,学识不足则境界所处阶段也就越低,却不是没有。我们身置其內的环境就是我们精神的原料与范型。所以,最能影响一个环境的道德质量的,是社会的理念或它的制度的性质。
   知识求的是知解,道德求的却是行为的善。
   故而,知识所仰仗的能力是认识,而表现出善与不善的却是意志。
   知识由揭露或发现而获得,是客观的,具有严格的公言性,是个真假关系,人无法用意志改动它。道德却是意识的先天成色,是主观的,由阅历和学养来提高,表现为由低向高的升迁,是个气象或品位问题,所以才叫做境界。人与环境相作用,非产生意识不可,意识能看不到自身生命?这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人生境界,即道德。所以对人生的自觉就不是个要不要,而是意识的天然本色,这不管受没受“教育”,有没有学养的事,只有阶段上的不同:或者自然赋予,或者学养的培育, 其表现就是或善或恶。道德只有境界高低,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我们文化中说的性本善还是本恶,其实质讲不是指物质性,而是说意识先天就含有的德性。或干脆说,仅仅是概念,已含有德性。
   但知识不行,不受“教”(包括不学)就绝对没有。可见,“教”对于知识有明显的对口有效性,在內容上“教”与“育”是对口关系,教的是瓜,育出的不会是豆。但“教”所作用的是认识能力,认识能力的特点是,不开发它自已活跃不起来。意志不是,“志”的始点是本能,是原有,综合上意识才成了意志的,不开发它也存在。在《对唐永明凶案的思辩》我举出六例动物收养的人,他(她)们都没受“教 ”,却已被育。身处什么环境就成就为什么东西,有谁能想到与小鸟生活在一起那男孩,除了人形,其他方靣完全鸟化了。这也是一种生命质量,可见道德的形成,不是可机械把握的,不是教人学好他便一定能好。道德的初有不是自觉,得自觉到以后才能能动地培养。
   我的论点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秩序以什么为出发,建立在什么理念上,什么就是该社会的道德根据,教育只能在这个始点下发生,依据于始点,围绕着理念,教育只能做为理念的职能,不能超越到理念原则外。因而,首先要问:社会所贯彻的理念具有的道德品性可靠吗?须知,社会的理念就是外力加给社会的本呀!如果它不善,由它育化出的果实又哪能善?
   本文开头曾说“社会由什么派生,什么就是社会的‘本’”。这是一个论点,尚未完成证明,现在来证明它:因社会就是人与人的领域关系。因人在后天里形成了意识----形成意识也就是有了自我,自我意识使万事万物发生了联系。有了联系就非要秩序不可,社会就是为提供或保证公共秩序而对关系实施调整的设施。可秩序呢?秩序是为人,不是人为秩序!社会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二是理性能力。而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基于它具有调剂功能----关系时时需要调整。因而社会所以形成并存在的根据也就是----人。因而:人就是社会的本。
   人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本”这是知识的结果,当然在后天。
   但“人就是社会的本”却是在形成意识之前就已经了的。
   就是说:社会一形成就有“本”了。任何事物,如果它的“本”不早于它,那还能是“本”吗?没有“本”又怎么派生呢?不根据着一个经验事实,又怎么能得到“本”呢?本文起首就说:若官方臆造出一个“本”,加给社会,社会就是两个本。社会主义就是这种两个本的制度,两个本能不对抗吗?对抗文化里还能酿出有德性的果实?毒汁里能浸泡出营养食物?共产党写在宪法里不可动摇的四原则又就是强力加给社会的本。屠夫邓小平不是裸裸的说“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吗?可是,早在社会形成前老天爷已给了它以“本”,难道任何事物的“本”是可以像修宪那样更改吗?若不能,人就只能实现天然之性,天然之性就非与共产党要人遵守社会主义制度尖锐对抗不可!
   因为人只能对
   人的性质负责,那能负责任并在负责任的能力虽是意识,可意识就是人的物质性呀!出于本己的责任能不归于本己吗?如果由着社会的真正之本自由的负起责任,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瓦解,要对社会主义负起责任,就只有靠欺骗和谎言,到欺骗、谎言不生效时就只能求助暴力了。因为,对任何人说来都不存在社会主义这个责任。
   问题就出在这里,试问:由政权实施的欺骗、作假和暴力是不是发生在人们生存环境里?那它是不是文化,是不是酿造精神的食粮?能不能不对人发生规定?能不能不是人的行为的榜样和塑范模?在这种条件下教育再加强又有什么用呢?比如: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是汉奸胡兰成的助手,是上层汉奸,江泽民偷改身世的行为发不发生示范效用?江害民心怀鬼胎,就怕提他父亲的丑事,竟然就有了《滚滚红尘》;竟抛出共产党早就想为周作人平反等流言,在陈志励把持下竟想推翻岳飞、文天祥民族英谁的定论……这风气影不影响人心,造不造成效法?再如这奥运会两个女孩子的造假,十四岁变成十六岁的造假……就不管京奥委、中宣部造出多少崇高的理由,为什么鸟国什么鸟党争什么鸟光,只问:它发不发生示范效用?若发生,那是什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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