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晓波文选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文选]->[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
刘晓波文选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展示官权的人权展
·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
·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

来源:人与人权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

   一 、杀手变大侠的警示:“以民为敌”的统治必然带来“以官为仇”的民意

   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警局,连续刺杀10名警察,死6人,伤4人。其惨烈程度,堪称中共掌权后最具爆炸性的袭警案。

   令官方万万想不到的是,六个毙命于杨佳刀下的警察,非但没有得到舆论足够的同情和哀悼,反而遭遇网络民意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即便某位遇难警察的遗孀在博客上为警察鸣冤叫屈,也无法赢得网络民意的同情。有网民就说:“被杀的警察并非无辜。”而官方定义的“歹徒”或“暴徒”,法律定义中的“杀人嫌犯”,却在民意中变成“大侠”或“草根英雄”, 为杨佳叫好的网络波涛异常汹涌,有人呼吁为杨母亲募捐,为大侠树碑立传,多个版本的杨佳“列传”遍布网络。与此同时,杨佳留下的网络记录也被搜索出来,马上成为无数网民追捧的热帖。

   国内如此,海外网络舆论亦如此。据《多维新闻网》就“是否同情杨佳”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截至7月23日的调查结果为:同情2306,占72%;不同情352,占11%;谴责562,占17%.如此悬殊的比例,凸显出民心所向。

   杨佳曾经是具有自觉维权意识的守法国民,他也曾遭到山西警察的殴打,他通过韧性的依法维权,从山西警察那里讨回的“说法”——上门道歉和三万元赔偿。对上海警方,杨佳也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依法维权,但并没有从上海警方那里讨回任何“说法”,这才有杨佳的决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南方周末》2008年7月17日)当杨佳穷尽所有合法手段而依然无效之时,他绝望了:如果不以命易命,他的冤情必将石沉大海,成为无数个有冤无处申的受害者之一,而唯其采取这种石破天惊的方式,他的冤情才能为社会所知。在此意义上,杨佳案见证了一个守法公民是如何被逼成“杀人犯”的过程,正如我的上海朋友王晓渔所言:“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杨佳!”

   杨佳被奉为“英雄”的网络舆论所揭示的,绝非民意的是非不分和无人性冷血,而是无权无势群体的民心所向,凸显出鲜明的爱憎。从否定的方面看,揭示了现行制度的暴虐性和极端的司法不公(如果杨佳杀的是平民,他绝不会得到民意的同情),更揭示了警察机构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从肯定的方面看,杨佳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做了其他忍气吞声者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以极弱挑战极强的勇气和能力,让愤愤不平而又逆来顺受的民众获得了一种心理补偿——终于有人帮助所有的弱者挑战强大无比的官权。正如署名“和不谐”的网民所言:“杨佳杀警,以中国人的胆小逆来忍受,宁愿自杀也不反抗的性格,他自然成了英雄。当他走向刑场时,必有千千万万人在天地之间,在浸透了百姓冤仇的血路上,为他送上一碗‘杀头酒’,长跪送行。”

   扩而广之,在大权在握的强者与无权无势的弱者之间,敬佩敢于挑战强者的弱者,乃人之常情。何况,在中国的制度下,民众对警察是绝对的弱势,单个百姓对警察机关就是弱中之弱。与警察机构相比,杨佳是无权无势的平民,是弱中之弱。故而,他以命相拼的复仇,绝非一般的勇气,而是大勇。他与警察的对决,不是一对一的“单抠”,而是以一当十;他不是偷袭大街上巡逻的警察,而是直冲堂堂的专政机关。如此作为,不仅是弱者挑战强者,而且是极弱挑战极强。试想,如果杨佳是用偷袭的方式杀掉单个民警,他至多赢得同情,但不会赢得敬佩。正因为他以极弱之地位挑战极强之机构,用自己的生命挑战强大官权,他才能赢得了“扬大侠”的美誉。

   如同火烧瓮安县县衙门大楼的群情激愤以及不相信官方信息的民意一样,“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及民心所向,再次向中共当局发出警告:当局觉得冤枉或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并没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局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执法的问题和警察制度的弊端,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在基本人权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中国,国家正义或司法正义的严重匮乏便成为常态。当正义无法变成制度性安排,而国民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正义就只能是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当公权力践踏人权的案例变成公共事件之时,民众的“经验正义”和“良心正义”就会自动变成公共舆论的正义诉求,要求公权力公布真相和践行司法正义,要求改变“恶法”或“恶制”,要求惩罚践踏人权的官员和执法者。

   在此意义上,六名警察直接死于杨佳的暴力袭击,间接死于中国的司法不公和制度暴虐。

   在中国,极弱的民权与极强的官权的力量对比,致使官权欺民之甚可以肆无忌惮,民间自保之弱沦为投诉无门无效。当被公权力侵害的平民很难得到舆论救济和司法救济之时,投诉无门无效的受害者很容易产生对公权力的绝望,而绝望之人借以实现正义的方式就只剩下体制外反抗。这种反抗的极端方式,之于个人是原始性暴力复仇,之于群体是暴力泄愤。杨佳袭警是个体暴力复仇,瓮安民变是群体暴力泄愤,网络民意为杨佳和瓮安民众叫好是群体性言论泄愤。

   你可以批评为杀手叫好的网络暴戾之气,但在这个官权极端冷血的国度,平民的反复申诉甚至跪拜哭求都毫无效果,平民的合法合理诉求屡屡遭到警察的野蛮打压,守法的国人动辄遭到身心侵害,在如此恶劣的经验积累中,某些无权无势的民众走向暴力反抗,更多民众借此来发泄层层积累的不满,甚至进行非理性的仇恨宣泄,也就成为必然。这样的宣泄,一来可以给权势者施加舆论压力,二来虚拟网络中的言论宣泄可以成为现实中的暴力宣泄的替代品。

   官权在现实中堵死民众的合法诉求之路,已经极为愚蠢,结果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官权禁止网络中的宣泄,就是蠢上加蠢,堵死言论宣泄的网络之路等于开启暴力宣泄的现实之路。所以,无论是暴力复仇还是暴力泄愤,主要来自“以民为敌”和“官逼民反”。事实上,六四以来的十九年里,中共合法性的破产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日益高涨的民间维权,即便偶尔也有呼吁暴力革命的主张,但从理念到实践,“非暴力抗争”无疑是民间的主流,八九运动如此,今日此起彼伏的维权亦如此。而中共官权的反应仍然是十九年前的强力镇压,对“天安门母亲”为子鸣冤的诉求,对底层民众及上访群体维护经济利益的诉求,对民间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诉求,对政治异见人士的言论自由诉求,对开明媒体及其新闻人的新闻自由诉求,对法律界和维权律师群体的司法独立诉求,对党内民主派为赵紫阳鸣冤的诉求,对社会各界的反腐败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从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不但从来没有给予善意的回应,而且动不动就开动专政机器进行镇压,制造了难以计数的人权灾难。

   正所谓:旧债累累,新债不断。

   瓮安民变和杨佳暴力袭警,再次凸显了官权的暴虐正在消磨掉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对官权的反抗正在从和平维权走向暴力反抗,指向官府及官员的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越来越多,昭示出官民冲突正在向着以暴易暴的最坏方向发展。

   二、杨佳案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也超出了公民与警察之关系,而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特别是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受害者耗费大量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手段而依然无效,受害者有权利选择暴力反抗。但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自卫和主动施暴;其次,要区分反体制暴力和个人复仇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杨佳的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又是双方的生命代价,是没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我以为,对生命的珍重不必区分警民,不能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起码也是罪不当株。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必须忍受暴虐专政机器的当下体验和源远流长的“侠客”记忆,共同塑造民众对“逼上梁山”和“绿林好汉”的高度认同。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有公正的渴望,也有仇恨意识,更有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个个都身背人命。反过来说,如果此前没杀过人,也休想成为梁山好汉。《水浒传》在中国的长盛不衰,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的风靡一时,“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歌词,甚至就是把杀人越货上升为匡扶正义。从逼上梁山的无奈到杀手变英雄的颂歌,诠释了一种中国式的江湖道义和暴力美学,更因这种江湖道义的对立面是堂庙规矩,针对官吏的复仇性杀人越发迸发出悲壮的美感。

   如果说,在丛林时代,个人性正义诉求,只有通过暴力复仇才能达成;政权更迭,也只有通过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来完成。那么,当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成个人正义诉求和完成制度性变革的手段已经随之文明化,非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无论是苏东还是亚洲,即便有罗马尼亚式的政变型变革,非暴力变革仍然是主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在此情况下,民间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良心,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著,王江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