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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中国人在跪着和为什么志愿下跪

   

郭少坤

   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人民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意思是说,中国人民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上自由平等的日子,中国人民从此不再跪着做奴隶和奴才,中国人民从此将要做国家的主人。

   然而,残酷的现实并不是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人们随处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之后的中国,包括建国者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上,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平等自由。例如共产党内的高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们由于不肯臣服于毛泽东,就被打翻在地;即使是像林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那些先是跪着后又想站起来的人不也是因为想站起来被反复打倒和置之于死地吗!至于那些想站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其命运和下场更加是悲惨并鲜有人知。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人也就很少有人想站起来,在跪拜强权和能人的传统观念支配下,为了活着或者说为了活得更好,便纷纷寻求明哲保身之道,甚至以苟且偷生般的方式村活也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的共识。因此,如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还是值得大打问号的。

   近读《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一文,深有感触。虽然,从中国传统观念看,赵本山收徒使徒儿下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下跪情结实难摆脱。

   在传统社会,人们把下跪行为视为天经地义,自然无须为其正当性进行辩解;而在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中,下跪显然为人所不齿;然而诡异的是,在现代文明的自由名义下,下跪行为却似乎还有其正当性的辩护——依据自由的基本定义,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及、侵犯他人的利益即可。既是如此,有人愿向“恩师”下跪,这也没有冒犯公众利益。有何不可?仅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辩解似乎无懈可击。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下跪不只是一种身体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向在上者表示臣服,因为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因此,下跪相当于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与出卖自己的人身自由并无本质不同。如此说来,这一争执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当个人拥有自由权利之后,他是否有卖身为奴的自由。

   这看似一个悖论。当人拥有自由后,他就可以“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从而失去这份自由;但若人不能“自由地”回到奴隶状态,那他的自由权利又该如何收到保障?要打破这一悖论,就必须更深入地考察什么是“自由”。自由有其低线: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限度内,自由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然而,这一底线仅仅是出于保障自由这一操作层面而言的。自由其实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的命题是对自由的最好注释:人是活着有目的的高级动物而非工具。人类全部的高贵和尊严即体现于此。之所以为自由划定最底标准,只是为了自由的这一内涵能够得到更大限度的保障。然而,当有人运用这一标准来背叛自己的实质时,显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大羞辱和侵犯。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牢固确立并深入人心的。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作为一种外来价值观,它还蒙受过种种不实之词的歪曲,比如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自由”概念的正面引介,自由似乎又蒙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扭曲,这就是把它等同于程序意义上的自由,以致滥用自由概念,为一再出现的下跪事件进行辩护。

   也许,对于一个向来缺少自由理念的民族来说,强调自由的最低底线实属必要。因为我们离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其实并不远:那时候全体中国人民都要对一个人——毛泽东——顶礼膜拜,每日三呼万岁,都要向他斗私字、表忠心;就连居委会大妈也随时可以“革命”的名义来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至于那些“非我族类”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无所谓“隐私”可言,以致有人把那一个时期称之为“不挂窗帘的日子”;其后遗症直至今天,社会成员之间仍然可随意打听对方的私密消息,人与人之间如此透明的代价却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因为。人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须提防着人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自由的底线,即在伤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做自己所愿之事。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早自由的名义下阉割自由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立自由的底线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要向社会成员普及自由丰富的内涵价值,似乎更难。去过国外的中国人,他们在回来后大都盛赞西方的自由平等文明现象,即使是在国内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们,也大多更为中意西方企业的文化环境。这就说明,自由理念要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真正扎下根来,要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承认世间有普世价值,并且也承认如自由民主这样的理念即为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那么,追求自由以及平等就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生而自由,这理应包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内。即便对“下跪”这样的“国粹”,我们的先人也早就有过古训“男儿膝下有黄金”。也就是说,人格尊严不可轻易践踏。

   但是,我们今天要大跌眼镜的是,如今反倒有很多人以自由的名义甘原出卖“膝下的黄金”,这种令古人都难堪的事情也就更加背离了现代自由平等的文明准则,显然,不能不让我们中国人为之而汗颜!

   以“自由”的名义为还在沿袭传统中的“下跪”而辩解的人虽然是不多,但是,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中,下跪的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这些下跪的人群中,有对暴政和权威者们的精神下跪,有对物质财富和各种利诱的肉体下跪,有对一餐之求和一榻之需的行乞下跪;还有着那些为了寻求正义帮助的向天而跪、向官而跪(我在从警期间就曾经遇有多人向我下跪过)、向偶而跪;各种跪法,实难胜数,总之,我们看到的是,跪着的中国人还很多,至于为什么下跪,也就只有下跪者们的内心世界最清楚不过了。

   行文至此,突然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据《河南商报》报道:农民工孙二旦等三人由于讨薪不成,反遭保安殴打,孙等向赶来的记者跪下求救,记者也遭到保安的无理阻拦……

   看来,这下跪现象不但是随处可见,而且这下跪也没有任何用途。显然,这就是一个没有自由平等和人权法治的中国最现实的无奈。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于徐州家中

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743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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