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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谁写作?

   
   刚结束的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中,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和画家兼作家陈丹青都谈到为谁写作/写画的问题,而且“英雄所见略同”。
   
    哈金说:“有人认为,我写作是为了西方读者,实际上,读者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写作应该是为心中理想的读者,。。”
   

    在他之后讲演的陈丹青自称受其启发,他说自己用油画再现董其昌的作品时,就好像跟这位明末的山水画大师对话。不过有时只是打算表达某种想法,却并无特定的读者对象。
   
    细想起来,这个问题在大多数作家而言,恐怕都难以明确地给出答案。例如,巴金和高行健的说法便一样包含不确定性。
   
    巴金尝云:作家之所以为作家,是因为他有话要说。显然,这意味着有感而发,或称: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到底是向谁倾吐,则作家本身未必明白地意识到。比如,他的成名作《家》,是以“大哥”觉新一类人为读者呢?还是以克安、克定之流为对象呢?又或是以觉民等青年学生为“粉丝”呢?
   
    至于高行健,则在介绍创作方法时称,他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来写作的。“自言自语”,等于香港人讲的“自说自话”,其读者对象就更不确定了。
   
    其实,即使作家心目中有特定对象,还可能出现“对牛弹琴”的情况。这个成语用于此,并无嘲笑读者的意味。仅仅是指该类特定对象于作家发出的“琴音”反应麻木,置若罔闻,未受丝毫触动。
   
    不过,这已经是属于信息反馈的问题了,跟作家写作的原始动机并不相干。
   
   即如鲁迅说过的《红楼梦》读者的不同反应,革命家看到排满,道学家看到诲淫,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那都和曹雪芹的本意无关。这位一代才子“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不会是为了上面几种人而为;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应另有“心中的理想读者”。
   
   说回“为谁写作”这个话题。它跟“为什么写作”很难分开,不妨合起来谈。
   
   粗略分析,第一种是出于对外间信息的自然反射。这在本港的专栏作家最明显。其读者相应的便以该报刊的固有读者为主。由于作者有真意存焉,故尽管可能只有豆腐干大小的篇幅,多少会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其中若干名家的力作,更可称精彩。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即诞生于此。不过时移势易,现在已罕有类似水平之佳构矣。
   
   第二种属于鲁迅所云“遵命文学”,具强烈的倾向性,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等于替某一类人群立言。从文学的角度,其普世价值当然会受影响。但只要作者郑重其事,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抱着负责的态度,那么,读者仍会有所得。其观点的对错可不必深究。
   
   第三种是为挣稿费。那么当然要考虑能否通过编辑的一关,而审稿编辑则需考虑其“卖点”,这里面包含了一些读者的口味。
   
   上世纪40年代末,本港《华商报》连载过黄谷柳的《虾球传》,黄之写作颇大程度是为“稻粱谋”,编辑夏衍虽属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但为报纸销路计,也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所以,该小说要顾及有一定文化的中下层市民及青年学生的阅读习惯。实践证明,作品颇具雅俗共赏之效,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地位,80年代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再度搬上银幕。
   
   此外,《阿Q正传》的结局也可以说明编辑的影响。鲁迅此一传世之作当然并非旨在取得“润笔”,但末尾阿Q的下场却跟编辑孙伏园不在有关。据鲁迅称,临时代理孙之编务的那位编辑“对阿Q素无爱憎”,接到鲁迅来稿后原样照登。等到孙回来阿Q已“被枪毙”半月,他虽不欲小说就此完结,却再无法令其起死回生了。
   
   还有一种是为了“出名”,其中瞄准诺贝尔奖的不乏其人。自然,他们极力要争取评奖委员的认同。此种做法颇为人诟病,似属君子或清高者所不屑之举。
   
   当然,许多名作诸如《战争与和平》、《草叶集》或《红楼梦》,其作者并不刻意追逐名气,那确实十分崇高,堪为楷模。
   
   但倘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知名度,只是通过诚实而富创造性的劳动,在文艺创作中力求做到最好,最终实至名归,那也无可指责。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精益求精,求仁而得仁,有什么不好呢?
   
   再有一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这个别人,包括异性朋友、亲属长辈、上司同事,等等。有的在自己著作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妻子/丈夫、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或我最真挚的朋友之类。在唐诗、宋词中就不乏寄赠之作,有的还很出色。例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属一例。
   
   总之,不论作家心目中的读者是谁,或者为何写作,必须出自真情,否则难望有成,“文章不是无情物”也。
   
   (0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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