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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才有真文学——听哈金讲演有感

   《个人与文学》---这是旅美中国作家哈金在香港书展讲演的题目,时维08年7月26日。
   
   这位53岁的波士顿大学教授使用英语写作,其小说曾多次获奖。虽居美23年而“乡音无改”,因为他与夫人在家中对话,仍使用辽宁口音的普通话,以致往往次日回校上课,面对一班美国学生时母语冲口而出。
   
   讲演采取对谈方式。他回答主持人梁文道的问题说,之所以用此题目,是基于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没有把“个人”摆在应有的位置。罕有的两个例外是:白桦小说中提出“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这是探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结果遭到猛烈批判;再就是高行健写《一个人的圣经》,那是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平等的地位,不认同“国家”可以侵犯“个人”。

   
   对此,他举了个切身经历的例子。1985年他到美国留学,发现同班的外国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个是不带家眷的。一位印度女同学问其原因,他答称这是国家的规定。后者马上追问道:你为什么不告它(国家)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出乎意料,是自己想也没想过的。这说明,“国家”/“集体”侵犯“个人”,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会提出质疑。
   
   但就民主国家而言就不是这样。“国家”由“个人”组成,它理应尊重“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由。否则,那就是法西斯。
   
   为此,哈金提到一本著名的英语辞典,对“法西斯”的释义为: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应有的权利。(大意)
   
   可惜我没听清那本辞典的名字。后来在书展中翻看新出的麦克马伦英语大辞典,在该词条下的解释与此相似,大致说:那是一种极右的反动的社会制度,在其中“国家”(state)控制一切政治活动,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
   
   当代中国历史中,虽然没有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的统治者,赤裸裸地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却大行其道,倘从上一世纪20年代末算起,实际上绵延80余年,至今不绝。“国家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用60年代雷锋的语言,个人的全部使命,就是充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整个社会这部极其庞大的机器里简直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由此联想到,中国作家为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笔者认为,除了语言不同、翻译困难的因素外,主要应归结到“国家”情意结上面。作品中“个人”被淹没,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烈。这就跟西方的文学观无法接轨,与诺奖所强调的理想主义难以合拍。
   
   当然,也非没有例外。比如沈从文的小说个人风格鲜明,写出了湘西边远山村鲜活的普通人的形象,其文学水平完全可以和欧美顶尖的作家相媲美。据说他在80年代曾获提名,夺魁呼声也很高,可惜尚未进入决选阶段,他就溘然长逝,终于失去了机会。
   
   至于法籍华人高行健夺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确与中国不大相干。正如当时大陆总理朱镕基对其获奖的回应:他恭喜法国又多了一位获奖者。何况高氏两部得奖作品,至今还未能在大陆公开发行。
   
   不过,朱镕基虽那么讲,却只能视为代表北京政府的一种外交辞令。完全由官方掌控的中国作协就没这么潇洒,其发言人宣称,像高行健这样(水平)的作家,我们至少有两百个!言下之意,是指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不公,带政治偏见。
   
   针对大陆作协不无酸葡萄意味的说法,本身是资深评奖委员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回应道:好啊!欢迎你们从中推荐得奖候选人。遗憾的是,多年来,身为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从来没有推荐过任何一人,而他是有资格做提名人的。
   
   仅从以上事实即可看出,在一党专政下,谈不到什么文学。作家失掉了自我,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
   
   尤具讽刺性的是,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竟引用列宁的话,论证“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而其原话出自《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文中,列宁描写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征时,三次说到“这将是自由的文学”。
   
   显然,这个“自由”,并非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中那个“自由”,也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那种“自由”。而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准许的“自由”。
   
   具体地说,便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个人自由”,内容包括:饥饿的自由,恐惧的自由。
   
   例如,1957年反右之后,被划为“右派”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开除了公职,他“选择了”自谋职业。两夫妇从大学教授宿舍被逐出,连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回到湖南董夫人家中,靠亲戚接济,总算没饿死。这便是不听话的文学家饥饿的自由。
   
   恐惧的自由比这普遍得多。如大名鼎鼎的丁玲,当了20多年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好不容易在文革结束后获得改正,重返北京,官复原职。其待遇是中国作家里最好的。尽管如此,往日被无情批斗的阴影萦回脑海,常常半夜从恶梦中惊醒。浑身大汗淋漓,要靠丈夫陈明温言抚慰,才能回过神来。
   
   倘说那都是上世纪的陈年旧事了,如今构建和谐社会,不一样了。那样想的话,未免乐观得太早。最近几位网络作家被拘禁甚至被判刑,不就说明“国家”仍旧压在“个人”头上吗?
   
   就拿今天陈丹青先生在香港书展的一句话,也够耐人寻味的。有听众听了他的精彩演讲后向他提问,他答称,这太敏感,我还要活。此语一出,全场哄笑,大家心照不宣,问题不了了之。
   
   试问,“个人”如此,哪有文学可言?
   
   (0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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