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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对派人士亟需警惕“螺杆”类伪善恶毒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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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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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反腐”大清洗很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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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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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满清灭明战略看中共对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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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术:把中国社会推向“全民经济人”的另一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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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毛时代中共愚民新手法及其恶毒影响(二)】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7/23/2008

   上文已经论述: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活埋”的手法能够比毛时代封闭社会惯用的“大批判”、大轰大嗡等赤裸的洗脑手法取得更好的愚民效果。然而,光“活埋”是不够的,因为人有精神上的活力,特别是年轻人;因为有精神上的活力,所以人就会好奇、就会探究;因此,光靠隐瞒,很难长久地把民众蒙在鼓里,除非在隐瞒的同时,转移民众精神活力的释放方向。这种转移民众精神活力的释放方向的法术就是转移视线术。对毛时代之后的中共来说,如果不能彻底改变毛泽东留下的全民“政治人”的社会氛围,光靠“活埋”术无法长久消除威胁其政权的社会压力,而要想改变毛泽东留下的全民“政治人”的社会氛围,消除大众的理想主义热情,就必须使用转移视线术。
   因此,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上台之初,就有意把民众的视线转移到经济上去,他提出的“以经济为中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导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热情,反而助长了政治“自由化”的热情,因此,八十年代“自由化”思潮高涨、异见组织活跃、连接爆发了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几乎导致中共垮台。八十年代中共已经实施“活埋”术,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民运的民众也几乎不知道魏京生、徐文立、陈泱潮等人,但是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却是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声势最为浩大的时期,几乎埋葬了中共红朝,这是什么原因?其根本原因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统治不仅没有消减中国社会的政治理想主义热情、反而助长了这一热情。
   逃过了八九年一劫,狡猾的中共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之后推出了成熟的转移视线法术,和更趋严密的活埋术齐头并施、相辅相成。这种成熟的转移视线法术,发端于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期,以鼓励舞会消解上海大学生民运斗志的伎俩,它随着江泽民的上台蔚然成形、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迅即施行于全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这种成熟的转移视线法术主要包括三方面新手法:
   一是以消闲文化取代政治宣传占据主角,刻意兜售物欲享乐至上、赚钱至上、回避任何严肃社会问题的动物式生活方式,力转移视线,竭力消除民众对政治,乃至对一切严肃社会问题的关注。
   江泽民上台后,中共在政治领域管控大大收紧,竭力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另一方面对卡拉0K歌舞厅、夜总会、桌球室、保龄球馆等娱乐产业的发展却异乎寻常的宽松:江泽民上台之初,中共就大力引进港台言情音像、影像制品,放手其尽情填充大、中学生等年轻群体的心灵空间,以致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大陆,卡拉OK盛况空前、港台情歌风靡校园;江泽民等人还大力引进日本卡通动画影视作品和读物,为年轻群体提供充分的的精神娱乐。
   不能不承认:大量的民众沉迷于卡拉OK的吟唱,及时地转移了“六四”大屠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压抑和悲怆的社会心结,恰到好处地缓解了威胁政权的潜在社会压力;而以大、中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知识群体,在港台歌曲、影片、日本卡通作品的熏陶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没有政治的“花季”的世界,这个世界中萌动着青春生理释放缤纷色彩和花样的卿卿我我,如果把对异性的好奇心比作电的话,这个世界如同通电的电磁铁,紧紧地吸附着大中学生,这群因青春萌动、活力炽盛而对异性强烈好奇的放电群体。
   应该承认:江泽民时期,中共这种有选择性的开放大大丰富了年轻群体的娱乐生活,但是,中共的这种有选择性的“引导”,却造成了年轻群体政治热情乃至社会责任感的彻底沦丧。
   港台歌曲、影片、日本卡通作品营造的这种粉红世界,与专制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时髦”的着装和超前的的物质享受,这种幻象世界带来的政治(乃至一切严肃事务)虚无感,使得年轻群体在走上社会的时候,已经普遍没有了他们的前辈们关注时事的习惯,对现实社会的几乎一切弊端浑然不觉。在中共非政治化的精心引导下,年轻群体,尤其是“八零后”,往往误把中共国社会看作与港台、日本差不多的社会。
   除了引进境外娱乐消闲文化转移视线,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共完全放纵色情产业发展,1996年之后,“三陪”歌舞厅、情色发廊、按摩院、美容院、桑拿城等等色情场所如雨后春笋涌现,如今已经繁荣“娼”盛,如今,对那些交纳“保护费”的场所,中共政府对卖淫嫖娼等性交易完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事实上在刻意将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群体的情趣引向声色犬马。
   这是非常狡猾的转移法术。因为性压抑会造成强烈的寻求解脱和发泄的心理冲动,这种冲动很容易转向对现行制度的反叛。八十年代的民众,无论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之所以对现行体制有那样大的反叛激情,这与八十年代的大陆男人们缺乏性方面的解脱和释放渠道有一定的关系,八十年代没有性服务场所,因此除了极少数中南海高官,中共的其他干部都普遍缺乏性方面的解脱和释放渠道,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存在着强烈的性压抑,由于能量巨大,这种性压抑很容易转变为对中共一党专制强烈的逆反心理。而如今,由于色情场所的兴旺发达,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性方面压抑感普遍不再,由最强大本能引发的心理压力得到释放,也就不那么容易形成对现行体制的逆反心理。甚至某些当年的英姿勃发的民主斗士、学运领袖,也因为低级本能的充分满足,也丧失了当年的雄风和锐气。对于性欲最为旺盛年轻男性群体,这种情色转移术更为有效,能够轻易地将之诱向堕落、媚俗,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嫖娼和性交易在大学生中尚为不敢想之事,现在则比比皆是。
   中共以伤风败俗的手段,极为有效地减轻了社会大众反体制的心理冲动。
   尽管江泽民上台之初,就企图以卡拉OK和歌舞厅消弥人们反专制的斗志,但是,光凭这种上海瘪三式的小聪明还不足以软化中国社会的脊梁,要改变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还非得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大动作不可。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扮演了为中共救危解困的角色,就象他在一九七九年复出时做得那样。正是邓小平的一九九二年的的垂死挣扎,把中国社会推向“全民经济人”的另一极端。
   “六四”大屠杀后的两年,江泽民奉行陈云左倾倒退路线,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邓式改革开放陷于停顿,一时间整个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积怨和愤懑在高压下蒸腾,包括知识分子和中共干部在内的大众的物质、精神欲望都得不到释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急忙于一九九二年发起“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走上不问“姓资姓社”的发展经济道路,中共中央大力推动“下海”热潮,鼓励官民忘记历史教训,不顾原则是非,不择手段“一切向前(钱)看”:只要不触动共产党的统治,经济上怎么胡开乱放都行;只要能“发展经济”,强迫拆迁、征地、“改制”卖厂、走私、贩毒、出卖国家资源...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解放思想”。
   高压下集聚的人欲望,就如地下集聚的油气资源一样一样,遇到一个小小释放口就会急不可耐地释放出来,形成“井喷”,“井喷”发生后再开别的口子,喷发就不强烈了。邓小平的“南巡”,适时地为“六四”后压抑的社会大众、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打开了一扇物欲释放的闸门,一下子把全社会的主要精力都转移到经济领域上,以致于一九九二后的几年间,形成了“全民下海”、“全民炒股”的热潮,至此,大陆民众普遍沦为“经济动物”。经济物欲的释放大大减轻了中国社会改换体制的内部张力,因为自由民主的欲望是一种精神欲望,这种精神欲望因为物质欲望的的释放而失去了依托和载体,不在具有威胁中共体制的喷发力量。
   社会的经济物欲化导致知识精英群体犬儒化,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大脑,知识精英群体犬儒化又反过来助长整个社会的经济物欲化,于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完全失去了八十年代那种理想关怀的氛围,民众普遍不再关注政治体制,甚至不再关心严肃事务,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开始在社会滋长蔓延,到今天在大学里已经蔚然成风。
   到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社会开始流行一种兜售犬儒人生观、回避一切现实话题的“历史戏说”文化,以清宫“辫子戏”的方式充斥银屏;江泽民时代末期和胡锦涛统治时期,一种宣扬颓废消闲都市生活方式的粉红作品在中国社会创生和流行,它以《粉红女郎》为代表,其特点就是纯粹消闲娱乐,完全回避政治和一切严肃问题、甚至回避现实社会体制背景。
   社会的经济物欲化和犬儒文化的流行,极为有效地将年轻一代的关注和兴趣转移到非政治领域,造成成长于九十年代的主体年轻人群——“八零后”整体性的政治概念缺失,这种状态实际上比毛时代年轻人的政治错谬状态更难补救,因为政治错谬者毕竟还能感知政治领域的存在,挫折尚可能匡正其政治上的谬见,而政治概念缺失者因为没有政治的概念,根本无所谓政治上的对、错。
   九十年代在中共物欲化的新手法愚弄下,受害最深的当属“八零后”年轻群体,因为整个九十年代,基本上是“八零后”群体成长的黄金时期、思想成型的的关键时期;而且,“八零后”群体,既没有切身经历过中共大规模犯罪的年代,也没有经历过“拨乱反正”的启蒙岁月,从而比起他们的前辈人群在政治上更加无知:他们不知道土改、镇反、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不懂得文革、不清楚六四...他们没受过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启蒙,甚至连胡耀邦、赵紫阳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对中共国的历史完全的两眼一抹黑,甚至毫无中国当代史的概念,仿佛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是从他们懂事时才开始的,“八零后”政治素养不仅不如多少感受了点八十年代的“七零后”,甚至不如中毒最深的“四零后”:“四零后”虽然中毛共之毒最深,但是他们是中共国罪恶历史的亲历者、是活化石,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共历次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此,“四零后”在整体上比“八零后”更了解中共和中共国是怎么回事。
   连政治概念都没有“八零后”群体,自然决无可能成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群体,但却是塑造愤青的大好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没有政治概念(毫无政治常识)、党国不分的懵懵懂懂的群体中间,中共的民族主义煽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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