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世存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世存文集]->[读《说什么激进》]
余世存文集
·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我们的日本是亚洲的痛
·在中国生活的心灵——为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不锈钢老鼠
·观朱维民先生所画阿Q正像
·十月诗草之九:与笑蜀同志陪若水先生在日坛公园饮茶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十月诗草之十:关于逃亡
·在孩子们中间
·听说读写:世纪末你有何留言――答北京文学李静问
2004年
·为什么是“汉语思想”?――应陈子明之请而作
·我看见了野菊花
·当代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精英的态度(一个提纲)
·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七十年代学人文丛》序
·异行和我
·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看张的人及看张的社会
·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英雄
·类人孩与专制中国的未来――为王力雄获第二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我们时代的社会正义
·从真理到正义--为天安门母亲口占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礼失求诸野
·国耻
·赠任不寐先生
·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收王康诗作,赋新诗,为朋友们祝福,惭愧。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听廖亦武
·平安雪(带图片)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2005年
·老调子不会唱完
·2004年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侧记
·被闷熟的抒情
·乱祭
·天下平安玄门广大道场
·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流亡的良心——刘宾雁
·国丧被囚有所思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谁是历史的罪人?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雁去留意
·笑谈精英衰败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2006年
·我梦见了胡佳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怎样读历史?
·原因的原因
·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那些血性的人
·做不了主的主人
·把把都想胡
·张教授的改革生活
·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满街圣人
·当官的难处
·那些永恒的女性
·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不依傍万有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亚洲的声音
·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读《说什么激进》

从杂乱的收藏里翻出学兄李书磊的旧文,禁不住要向朋友推荐。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战略与管理》时编发的,只是杂志太过高端,读者少,识者更少。在思想界为左右之争左右以后,在文化人奔突于市场之中以后,在书磊兄放弃言说以后,这篇文章也快成了"秘卷".无论文场、官场,书磊兄都是年少得意的才子。曾有人恭维我是全球中文第一,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文章写得好的代不乏人,但各领风骚三五年,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点。七八年前,我跟朋友们说过,中国社会非著述之国,乃文章之国。中国才子之多,如过江之鲫。每一代人都会出现才情高蹈之人,及物及事及人,给社会尤其同代人以安慰,一旦他们不再守望时流,见证历史,讲论道义,他们也就让位于更年轻的才人了。才子们有心力的产出,在历史老人那里,仍像作文比赛一样,要经受严格的考验。如果他退出了这场比赛,自有年轻的接力。这些艰难的积累,只是在等待关于时代社会的大文章。借用康有为的说法儿,古往今来的文章只有那么一二十篇,比如《谏逐客书》、《过秦论》,等等。

   书磊兄也算北大中文出身,他更早就才名满天下了。在他之外,苏晓康先生、胡平先生、王康先生等人更有如椽大笔,力能扛鼎,非一文才所能概括。不过,跟书磊兄不同,这些汉语世界里的王侯将相们命运坎坷,"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林同济的亲友的感叹也适用于我所敬服的当代诸家。

   我也确实对文体有相当的兴趣,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语气来写字,因此对别人的文字相当敏感。但一切文字,如尼采所谓,余独爱以血书写者。在听到人们一本正经地讨论"有温度的写作"等话题时,我常苦闷于自己不解人能够做戏。没有血性的人,却可以写出有温度的文章。

   至于文章之法,我们都受过别人的影响。王小东曾说,他在学生时代,仿鲁迅文可以乱真。王小波去世后,我们也看到不少小波秀一样的文章。刘晓波曾说我的文章里有福柯气,其实我没读过福柯的书。对喜欢的作者,我的态度是"拿来主义"的,看到好的文字,我多半会夺其意,自铸文辞或章法来向它们致敬,即使借用者,也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里镶嵌得天衣自然。古人且不说,胡平、王康、李书磊就都是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人。他们的不少篇章给我留下了印象。书磊兄的这篇文章,当时读来叹服;七年后,我在"国丧被囚有所思"的最后部分仍借用了他的句式,可见印象之深。

   书磊兄是明通辩证法的中国人。十五年前,他的哥哥曾给我朗读他的一篇短文,读完一段,哥哥对我说,小余,这是辩证法啊。那时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有着四海兄弟的生活感觉。今天的李书磊先生已经飞入官场很深了,听说他在任西安市副书记时,曾对保护古都文化做了不少工作。

   重读书磊兄的文章,感到当时的我们,包括他在内,都没想到,说什么激进不仅在为康梁辩护,也在为革命辩护。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告别革命"等思潮成为主流;在这一思潮里,革命成了恐怖、罪恶、乱世的同义词。我见过刚进城的农村初中生大谈弗里德曼如何伟大,也听写诗的年青人教导我革命之可怕与不可轻言,这些可怜的生命,他们是如何可怜我的,也许是一个谜了。

   书磊兄的文章是好的,今天读来仍觉得新鲜。我后来在乱世中的乱世,非典时期,写"人类认知的危机",就正辞正名地称道"康梁革命".一个变法,从当时叫到今天,使得知识人仍无能以价值理性来读解康梁的意义。如同十八年前的暴乱、动乱,伊于胡底地叫到今天,已经不可闻见。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催生天地大文章的契机。但我们的历史几乎都如长夜白过,所以才有康有为说两千来只有一二十篇文章。价值理性以及由其生发的实践理性,还没能照亮我们的近现代史,也没有照亮我们的当代史。我们什么也没有放过,我们什么也没有记住。

   说什么激进

   李书磊

   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二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篇驳论,他反驳的是他自设的论点:"论者曰:支那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他反驳的是"改革激进论".而对于戊戌变法"激进"之诟病,这几年作为一种舆论恰好正甚嚣尘上。我的朋友、历史学家萧功秦先生是这一派舆论的代表,而他表述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则恰好刊发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而我恰好又是这篇萧文的编发者。今天我又选出梁启超的文章,算是成就一番百年之内论辨颠倒的两家争鸣的佳话。不过,就观念与立场而言,我是一个梁党;上次在刊发萧文的"编辑手记"中我称赞过萧功秦的文字,这次在选出梁文的"选家附言"中,我不免就要参赞几句梁启超的观点了。

   萧功秦文章的题目是《戊戌变法的再反思: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其首节有一段话云:"因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另一种前景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戊戌变法正是沿着第二种前景发展并导致最终失败的。"这种分析看来言之凿凿、通情达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又可疑得很。积我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我知道凡是经人这样轻松指明的、好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选择的道路都是可疑的。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你在现实的决定下别无选择,所谓道路和两分法仅仅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根本就不具有事实上的可行性。就戊戌维新而言,维新者面临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被"做"成"激进党"四处碰壁而最终走向毁灭。

   萧功秦将维新派以铁案定成"激进主义者"而责难之,这名目这责任实在是大可商榷的。什么叫激进?人们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因缘因异。有人把逼国王虚位的激进之举叫做温和,也有人会把免除一个七品官乌纱的温和措施称为大逆不道的"激进":孰是孰非?真正判断激进与否乃要看维新派所采取的修正措施与社会已形成的积弊程度的对比,如果措施严于积弊可称激进,而措施切于或缓于积弊则只能说是温和。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只能以危急状之。甲午战争中国以相近的装备而惨败于日人之手,使中华民族民气大伤;而战后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又使国家元气被残;官员腐败、地方凋蔽导致了人民造反,山西、直隶、广东、江苏等政治经济命脉之地屡起暴动,撼动着满清政权。此时此刻不维新则是等死,无论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满政权来说,维新都是救亡。国家坏到了这种田地,使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不得不连下上谕以图扭转;然而,尽管是上谕连下,但仔细分析所谕的改革内容,与面临的危局相比只能说是温柔敦厚了。其中半数以上是训导性的软性要求;即使那些具体的指示,如劝禁缠足、开报馆、设学堂、派学生留日也并不直接伤及谁的利益。改八股为策论是学制中变化最大者,但也只是改变了考试科目,而并没有改变科举制本身,并不影响士子的前程;而且因为所有士子都须得更新知识,所以不惟不危害竞争的平等甚至也不会太提高考中的难度。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因主事王照条陈被阻而斥革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礼部的左右待郎,应算是政治措施中较严厉者,但这种裁府撤官也是变法后期皇帝被府与官压迫得忍无可忍之后作出的反弹。阴历二月,光绪皇帝将康有为陈其改革之方的建议饬总理衙门议行,该衙门却延宕不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国是诏后又令总理衙门速议覆奏,该衙门竟覆奏驳其不可行;五月十七日,光绪又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合议,两衙门仍覆奏驳其不可行;光绪又以亲笔写上谕命两衙门再议,严命必须切实议行,不得空言搪塞,而两衙门仍驳斥其大端又准行数条无关大局者。皇帝将自己深为赞同的上书屡交衙门议行,其依旧官行新法的意图不可谓不明白;而康有为等也曾上奏光绪希望能任新而不撤旧,改革派之妥协之心不可谓不殷切。无奈当路官员冥顽不化,至此时不稍有撤裁已不足以通新法之路且立皇帝之威。若在五月三驳康奏之后再没有七月的六衙门之裁(七月十四日),变法即成儿戏。裁撤之举是变法顺理成章的延伸。而且任何变法作为一项政治行为就正常的眼光来看,更改官府吏员也是其应有之义,哪里见过不动官员的政治改革。何况任免官员本是两千年来皇帝的传统权力,要说祖宗成法没有比这一条更算是祖宗的了,这样小规模的动作怎可说是激进。"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梁启超这话可认为实言。以光绪皇帝的实权而论,他就是想行激进岂可得乎!

   其实,就晚清众多满汉权要的状态来说,按正常的历史分析眼光来评判变法的温和与激进是无稽的。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变法都是"激进"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能准备接受任何改变。由于中国文化至此时的衰败,作为大清朝统治主体的实权官员们思想昏迷、人格沦丧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不惟作为强盛王朝的深谋远虑已不可追问,即使一个政权正常的统治意志也已经丧失。"英国驻北京公使某,常语醇亲王云:'贵国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御之?合早图矣。'醇亲王曰:'吾国之兵将以防家贼而已,非以御外侮也。'英公使喟然而去。"权贵中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极言。就连大儒张之洞也留好了亡国后做"小朝廷大臣"的退路。这样的政权已不复图谋国家正常的生存,官员们仅以个人眼前的利益为念,多是拔一毛利国家而不为者,对他们来说任何变法就都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了。光绪皇帝的变法上谕就其作为应对时弊的措施而言是太温和了,不仅政治中没有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设立国会,就连经济上极端束缚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也没有触及,更谈不上以"满汉不分"来达成民族和解了。变法之所以成为不可接受的"激进"乃是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可以改良和变法来拯救了。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