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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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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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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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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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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来源:观察
    看了杨澜女士在《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突然在一盘美味的菜肴中吃到苍蝇的恶心的感觉。杨澜侃侃而谈,逻辑缜密,言辞锋锐。我不禁感叹:这位曾经风度优雅的女子,何时变得居然可以将假话说得如此义正词严?在此之前,杨澜是我颇为看好的中国的电视主持人之一。几年前,我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还赞扬说,杨澜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有一定的“文化感觉”的女性电视主持人。然而,纵观她此次在吴征假学历事件中的激烈反应,我不得不将“骄狂”这个词语与之联系在一起。
   
   杨澜是名人,经营媒体,有话语权;杨澜又是商人,坐拥金山,有“会当凌绝顶”的良好感觉。长期与权贵为伍,她也成为权贵的一员,在中国当权贵可以享受“法外之民”的待遇。因此,浸淫其中的杨女士早已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了。对于公众对吴征假学历的揭露,她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是“匿名”的“栽赃”。然而,这样的反击毫无根据。据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在媒体上对吴征事件发表署名文章的作者有:身在美国的曹长青和方舟子、在加拿大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等。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依然辱骂批评者都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的说法,正如美国多维新闻网所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某些人士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完全对立(如方舟子)。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究竟谁有这样大的能力,将这些经历、立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对吴征的批评,完全是出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信用”和“契约”的重视,我不能容忍破坏社会信用和契约的人继续逍遥下去。就我本人而言,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动员”和“组织”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之“假学历”。杨澜在访谈中不得不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看似有理的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是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维护的小小网站,哪里有什么受过严格训练的“导师”?更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又何必显目地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在这篇访谈中,杨澜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如何如何,是一种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判断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批评的内容不实,可就其不实部分反驳之;如果所批评的内容属实,就应当正视现实、乖乖认错和道歉。一味地猜测对方的动机,只会让本人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之中。聪明如杨澜者,似乎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地方,是杨澜告诉记者说,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张出了如老虎一般的“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不堪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充当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的美丽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名“女性崇拜者”,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可以狭隘和阴暗到如此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着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惟一的命运就是被投入监狱乃至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这顶帽子来定义其夫君的批评者们,她下的是一着险棋,却是一着有可能将对方置于死地的险棋。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便是深受公众敬重的新闻记者。曹具有认真、深入、负责地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无个人恩怨,更没有利益冲突。我阅读过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其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以“反动分子”来扣对方的帽子,杨澜的此种做法已经涉嫌损害批评者的名誉权了。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既然今天中国的刑法中已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从何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和任何一个法院定为有罪。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和杨澜在内的所有公众人物、以及党政高官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天赋人权”,又岂是杨澜一人所能剥夺的?
   
   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远远超乎我的想像。这位母亲刚刚还在温情脉脉地谈论两个可爱的孩子,转眼之间便露出“借刀杀人”的狰狞嘴脸来,其变脸又是何其快也。杨女士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此类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你和丈夫的名誉,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妖魔化对手。幸亏现在的中国不是“反右”或“文革”时代的中国,否则,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可能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那样,随时随地便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
   
   这个时代只有“犯罪分子”,而没有“反动分子”。即便选择作为政府的反对派,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非一种耻辱、一种被归入“坏人”行列的标签。以“反动分子”的帽子来打击对手的做法,正是一种典型的“文革”思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杨女士,仍然被“文革”思维所笼罩,这也正说明“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年了,但其文化已深入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骨髓和血脉之中,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例外。杨女士救夫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杨两位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这一最简单的常识。杨澜的这篇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可谓自毁形象。
   
   媒体老板没有公信力,自然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但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媒体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公共人物是否拥有公信力,似乎并不重要;像杨澜和吴征这样的“大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一定要有“更大的人物”作为后台老板。如果后台够硬的话,即便是民意滔滔、千夫所指,他们照样可以置之不理、死不认错,歌照唱,舞照跳。而他们掌控媒体且富可敌国,自然有机会去报复那些说真话的批评者——就在我写作本文之前几天,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对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善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将已经发表的批评吴征的文章发给对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对方便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该采访计划取消。这一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其实徒有虚名——在“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二零零四年冬初稿,二零零八年夏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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