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余杰文集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
*
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
*
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来源:观察
    看了杨澜女士在《南方周末》上的访谈,我有一种突然在一盘美味的菜肴中吃到苍蝇的恶心的感觉。杨澜侃侃而谈,逻辑缜密,言辞锋锐。我不禁感叹:这位曾经风度优雅的女子,何时变得居然可以将假话说得如此义正词严?在此之前,杨澜是我颇为看好的中国的电视主持人之一。几年前,我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还赞扬说,杨澜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有一定的“文化感觉”的女性电视主持人。然而,纵观她此次在吴征假学历事件中的激烈反应,我不得不将“骄狂”这个词语与之联系在一起。
   
   杨澜是名人,经营媒体,有话语权;杨澜又是商人,坐拥金山,有“会当凌绝顶”的良好感觉。长期与权贵为伍,她也成为权贵的一员,在中国当权贵可以享受“法外之民”的待遇。因此,浸淫其中的杨女士早已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意见了。对于公众对吴征假学历的揭露,她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是“匿名”的“栽赃”。然而,这样的反击毫无根据。据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在媒体上对吴征事件发表署名文章的作者有:身在美国的曹长青和方舟子、在加拿大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等。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依然辱骂批评者都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的说法,正如美国多维新闻网所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某些人士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完全对立(如方舟子)。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究竟谁有这样大的能力,将这些经历、立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对吴征的批评,完全是出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信用”和“契约”的重视,我不能容忍破坏社会信用和契约的人继续逍遥下去。就我本人而言,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动员”和“组织”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之“假学历”。杨澜在访谈中不得不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看似有理的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是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维护的小小网站,哪里有什么受过严格训练的“导师”?更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又何必显目地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在这篇访谈中,杨澜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如何如何,是一种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判断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批评的内容不实,可就其不实部分反驳之;如果所批评的内容属实,就应当正视现实、乖乖认错和道歉。一味地猜测对方的动机,只会让本人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之中。聪明如杨澜者,似乎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地方,是杨澜告诉记者说,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张出了如老虎一般的“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不堪的词语,加诸于一位曾充当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的美丽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名“女性崇拜者”,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可以狭隘和阴暗到如此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着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惟一的命运就是被投入监狱乃至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这顶帽子来定义其夫君的批评者们,她下的是一着险棋,却是一着有可能将对方置于死地的险棋。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便是深受公众敬重的新闻记者。曹具有认真、深入、负责地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无个人恩怨,更没有利益冲突。我阅读过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其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以“反动分子”来扣对方的帽子,杨澜的此种做法已经涉嫌损害批评者的名誉权了。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既然今天中国的刑法中已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从何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和任何一个法院定为有罪。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和杨澜在内的所有公众人物、以及党政高官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天赋人权”,又岂是杨澜一人所能剥夺的?
   
   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远远超乎我的想像。这位母亲刚刚还在温情脉脉地谈论两个可爱的孩子,转眼之间便露出“借刀杀人”的狰狞嘴脸来,其变脸又是何其快也。杨女士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此类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你和丈夫的名誉,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妖魔化对手。幸亏现在的中国不是“反右”或“文革”时代的中国,否则,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可能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那样,随时随地便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
   
   这个时代只有“犯罪分子”,而没有“反动分子”。即便选择作为政府的反对派,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而非一种耻辱、一种被归入“坏人”行列的标签。以“反动分子”的帽子来打击对手的做法,正是一种典型的“文革”思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杨女士,仍然被“文革”思维所笼罩,这也正说明“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年了,但其文化已深入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骨髓和血脉之中,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不例外。杨女士救夫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杨两位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这一最简单的常识。杨澜的这篇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可谓自毁形象。
   
   媒体老板没有公信力,自然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但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媒体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公共人物是否拥有公信力,似乎并不重要;像杨澜和吴征这样的“大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一定要有“更大的人物”作为后台老板。如果后台够硬的话,即便是民意滔滔、千夫所指,他们照样可以置之不理、死不认错,歌照唱,舞照跳。而他们掌控媒体且富可敌国,自然有机会去报复那些说真话的批评者——就在我写作本文之前几天,接到了一位记者的电话,对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善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将已经发表的批评吴征的文章发给对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对方便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该采访计划取消。这一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其实徒有虚名——在“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二零零四年冬初稿,二零零八年夏定稿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