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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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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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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波兰高级神职人员维尔古斯刚刚被梵蒂冈任命为华沙大主教之后,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合作的经历迅速被曝光。波兰教会的调查委员会在星期五发表公开声明:“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显示出威叶格斯教父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表示他愿意与共产党情报组织合作,而且他已经开始了合作。”维尔古斯本人则发表声明说:“我没有进行任何情报活动。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说那些文件只是被那些共产党人员编造出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秘密文件被发表出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与秘密特工接触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维尔古斯在就职典礼前一小时宣布辞职。梵蒂冈驻波兰代表处表示,教宗本笃十六世已接受了维尔古斯的辞呈。

   宗教领袖在一个社会里常常充当道德的持守者和精神的象征,如果宗教领袖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将危及整个教会的声誉以及信仰体系的稳固。在天主教徒占绝对多数的波兰,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民众要求维尔古斯辞去红衣主教的职务。此事件让波兰民众再次聚焦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历史学家估计,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神职人员同意告发他们的同僚。在其他行业,这个比例只会更高。曾经受人尊敬的前财政部长泽塔·基洛夫斯卡因为被指称曾是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而被革职,尽管她本人强烈否认。

   近期,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去共产化法案”,禁止波兰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这一法案将导致数千名在政府、商界和传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职。和其它前苏联集团的共产党国家不同,波兰的变革启动的时间最早,由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若干协议,使得清算前共产政权的同谋者的工作被搁置了。直到现在,前共党政权中的秘密警察及告密者,并没有被禁止担任公职,只要他们签署声明,承认过去的经历,便可以继续原来优渥的工作。

   许多波兰人对大多数秘密警察和高密者没有受惩处感到不满。为了实现转型正义,波兰通过的这部新法律,允许将一些前共产党政权的同谋者的名字和关于他们的部分档案,放在互联网上公布。一些官员、公司雇主、新闻工作者和教师将受到严格的审查。该法案还禁止当过秘密警察的人出任某些公共职务,削减他们的退休金至最低水平,以及宣布共产党的秘密警察机关为犯罪组织。这个新法律将给波兰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更多的真相的揭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让加害者受到惩罚,让正义得以彰显,让民主得以巩固。这是波兰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走向未来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

   与波兰红衣主教维尔古斯的丑闻相似,几年前在匈牙利,也传出了“新总理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匈牙利民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政府文件的影印资料。该资料显示:当时的内政部长安德鲁拉斯·本凯推举“D209同志”担任反间谍部门的第一副手。这位“D209同志”的简历也在报纸上曝光,简历中的出生年月日、经历、甚至母亲的娘家姓等资料一应俱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D209同志”就是总理迈杰希!当天的报纸被人们抢购一空。不少人对迈杰希隐瞒间谍身份超过二十年感到无比愤慨;更有一些选民大呼上当,后悔大选时“把神圣的选票投给了这个无耻的骗子”;某些保守党议员则号召群众起来要求总理“认错、道歉、走人”。

   在民主化之前近半个世纪的专制时代,匈牙利的国家安全部完全模仿苏联克格勃的制度,分为搜集情报、反间谍和秘密警察三个部分。其工作受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局”指导,实际上受苏联的控制。一九八九年苏东剧变之后,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部门被解散。新宪法规定,曾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永远不能为政府服务。迈杰希在旧政权中当过财政部长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等要职,也曾隶属于反间谍部,法律并不禁止有此经历的人再次为政府服务。但是,由于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迈杰希一直隐瞒这段历史,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在舆论压力之下,迈杰希不得不向国会坦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在财政部国际司工作期间,他曾为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工作。他努力为过去申辩,表示自己并非间谍。面对数百名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的议员们,这位风度翩翩的总理吃力地说道:“我只是参与制止外国间谍掌握匈牙利的情报。需要强调的是,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是传统的保卫国家的工作。反间谍工作者并不是密探,更谈不上是告密者。”

   看到维尔古斯和迈杰希们尴尬地、吃力地辩解的神情,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审判,永远不会迟到;审判席,永远不会缺席。每个人都必将为其言行和选择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从容地逃遁。掩耳盗铃者所欺骗的只是自我的感觉,强词夺理者所说服的只是本人的内心。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都蒙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记忆就不可能被全面篡改。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所做过的每一件恶行,都像一颗定时炸弹潜伏在你身边。你可以泯灭良知,你可以出卖灵魂,你可以狐假虎威,你可以为虎作伥,但是天上有一双上帝的眼睛看着你,地上还有千万双老百姓的眼睛看着你,你无从隐藏那些卑劣的行径和赤裸裸的谎言。

   曾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中谈到两德统一后东德秘密警察的状况。东德的秘密警察叫“国安”,其工作是“保护国家安全”——中国的秘密警察们也以此自诩。国安局的“敌人”在国内,其矛头对准同胞——所谓对国家的“忠诚度”不够的公民。国安局声称他们是为了保护人民,也就是“那些对党的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于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极权主义的爪牙们“合法”地对人民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迫害和监视。他们说,他们是在执行任务;他们说,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当柏林墙倒塌之后,愤怒的人们涌进几十年来都令人胆寒的国安局大厦。他们要把那些从前看不见的、也不敢去探究的“黑手”抓出来。莱比锡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起来。在大家的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语无伦次地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名不可一世的警察头子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这幕场景象征着人类自由、梦想和尊严的胜利。人们并不是故意要羞辱这名要人,而是为了申明正义的力量和人权的不可侵犯。所有充当过专制者帮凶的人士,都得为过去所作的所有违法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黑夜过去,白昼降临的时刻,秘密警察便成为被民众唾弃的一群人,告密者们也无从逃遁。昔日的苏联东欧各国,控制国民的最重要的手段便是秘密警察以及线民网络。如今东德的档案馆里遗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文件资料,龙应台别出心裁地以“大河文学”命名之:所谓“大河文学”,厚度有一百公里长,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这些秘密档案解密之后,普通公民均可查阅。真相是令人恶心和窒息的——“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十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己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密谈’的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病医生的倾谈,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这才是最真实的、原生态的历史。

   看来,维尔古斯、迈杰希们的故事,并非孤立的个案。凡是经历过黑暗时代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它们的“维尔古斯”和“迈杰希”,大大小小的罪恶通过“大河文学”的形式凝固下来。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不也有过与之相似的“大河文学”吗?然而,再凶残的独裁政权也不可能永远让民众生活在噩梦之中,特务和告密者能够猖獗到几时呢?当阳光扫描过这一张张底片的时候,善与恶、真与假的判断便翻转过来。龙应台感叹说:“这一百公里长、三十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这一切,发生在东德,发生在匈牙利,发生在捷克,发生在波兰,发生在俄罗斯……这一切,还将发生在更多的国度里。

   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背叛良心,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地干尽坏事。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共产政权”时期,换言之,维系此一政权的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利益的纠缠和占有。有一个笑话说,国安部的特务头子向党魁胡锦涛汇报法轮功的动向,胡锦涛询问说:“法轮功宣称他们有一亿信徒,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特务头子说:“那是他们吹牛,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他们的忠实信徒只有三十万左右,在海外参与各种抗议活动的其实总是那批人。”胡锦涛喟然长叹说:“唉,还是比我们多,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万啊!”在我看来,胡还是过于乐观——真正出于信念跟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员的人数,恐怕连三个都没有呢。

   那么,为什么特务们仍然尽忠职守呢?近年来,中共的特务们早已失去了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早已失去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将所从事的工作仅仅当作是一种“职业”或一个“饭碗”。因此,他们在奉命加害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上访者、宗教信仰者等同胞的时候,即便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热情,却也毫无罪恶之感。他们有恃无恐地恐吓天安门母亲群体,虽然他们自己也有母亲;他们用暴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家长,虽然他们自己也有子女。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根本不敢对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坦承。他们不是魔鬼,但他们确实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扭曲的生活。他们私下里偶尔会对施暴的对象表示同情,但更多的时候则显露处人性的凶残的一面。

   二零零八年“六·四”祭日,那个刚刚对刘晓波施暴的警察头子,转瞬之间却又向刘晓波道歉,并诉苦说:“我也是两头受夹,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他的道歉,既有向温家宝学习的、作秀的一面,也有真情实感的一面——这确实不是“人”做的工作!在我所接触过的特务当中,也有人用无奈的口吻说:“我们彼此要多理解啊!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坏呀!”很多与此类秘密警察打过交道的朋友都说,特务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吃警察这碗饭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以后你们当权了,不也要用警察来为你们服务吗?”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共产党的党产,他们故意用此种说法来解脱自己。这些价值虚无主义的辩护和解嘲,其实并不能让特务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平安,也不能让他们在未来获得一条出路。未来的民主中国,不会是特务和告密者们的“乐土”;特务和告密者们只能因为昔日的若干恶行,而沦为失业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聪明的雇主,会雇佣此类没有善恶标准和法治观念的“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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