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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愤青与中国以往仇外民族主义群体的区别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6/18/2008
   愤青现象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国出现以来,迅速发展为中共国社会的常态之一;愤青群体活动越来越频繁,对社会施加着日益强势的影响;其中,对互联网舆论和文化的的影响尤为强烈,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年轻人对网络的特别兴趣,愤青的声音在中文网站上越来越不可忽视,在国内网站上甚至时常成为压倒的强势声音;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愤青街头运动逐渐抬头,九九年以来,国内至少发生了反美(“误炸”中共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和军机对撞事件)、反日(日政府修改教科书事件)和反法(即抵制“家乐福”事件,起因为法国政府“纵容”抢奥运火炬、支持“藏独”)三次全国性的愤青运动,随着年轻一代逐渐进入社会角色,这些运动,显然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改变着原有的社会文化形态。

   事实上,愤青的影响,已经改变了一些重大的社会价值标准,例如:在一九九二年以前,爱国就意味着争取民主自由,王丹、王维林等民运人士被视为爱国英雄;而今天,在年轻人普遍看来,爱国就意味着支持中共政府,民运人士却被普遍视作“反华分子”、“美国走狗”。
   从今年三月开始,中共国愤青运动第一次跨越国境,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遍地开花,一时间美、德、法等国城市,“红旗漫卷西风”,五星血旗到处挥舞,以中共国留学生为中坚的粪青愚民群体群情汹涌、声势浩大,对敢向中共说“不”的“汉奸”、“卖国贼”愤怒声讨围攻、揪斗追打。海外愤青运动之势,一如文革再现,大有“今日长缨在手,明朝降美擒欧”之霸气。今年突如其来的海外“红海洋”愤青运动,不仅唤起起了西方民众对共产红色法西斯的恐惧感和厌恶感,也足以令西方国家那些强调“中共不是苏共”、坚持中共无威胁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再一次大跌眼镜、惊讶不已。由于西方国家政府建立在选票基础上,中共国海外愤青运动,当然会强烈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政策。
   有史以来,中国还没有一个在野群体能够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尽管这种改变是极为恶劣和负面的;有史以来,中国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够以街头运动的方式,直接向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施加压力,尽管这种影响是极其蛮横无耻的。可见,当代愤青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已经占据了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一席之地的愤青群体,其对中国、对世界影响不容低估。
   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愤青”所指的群体在中国从来都有,清末义和团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毛共红卫兵和现在的反藏独、反西方的中共国青年,都是一样的“愤青”。正是这种麻木不仁的观点,使得对中国负面影响力日益强劲的愤青群体至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代愤青群体与清末义和团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毛共红卫兵等群体在仇外、排外、反西方上固然有着相似的一面,却又有着不同于所有这些以往团体的新的特点,试分析比较如下:
   在以往的团体中,义和团青年的盲目排外、反西方与当代愤青最为相似,其暴力倾向、非理性、反文明性质,与当代愤青更是神似;其“扶清灭洋”理念之野蛮愚昧,一如当代愤青党国不分的拥共爱国昏热、一如其“核平东京”、“决战美国”的疯狂叫嚣。只是,根本不同于当代愤青的是:当年的义和团青年有着次宗教的信仰,他们相信一种神拳道的东西,设坛念符,根据其信条习武弄棒,他们真诚地相信神仙会保佑他们刀枪不入,他们根据信条,认为外国人,特别是西洋人都是应当驱除的妖魔,他们滥杀外国妇幼、烧教堂、杀教士、挖铁路、毁工厂是“替天行道”。义和团青年大多数人是贫苦农民,这些人并不见得是坏人,相反,许多人天性质朴厚道,他们之所以穷凶极恶,完全是因为义和神拳道这种邪教信仰。正因为此,义和团青年的反西方行动没有功利的算计,他们言行一致,能够为其“灭洋”事业无私奉献,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当年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义和团敢于以冷兵器对抗马克辛机关枪,许多青年人搏命堵枪眼,他们远比清军战斗得更勇敢。正因为有信仰,所以当年的义和团很有凝聚力,他们在极端劣势下战斗到最后,直至在列强和清廷的里外剿杀下倒下。
   比起当年拳匪青年的举动,当代的愤青们的行为无非是“合群的自大”、安全的泄愤;比起义和团,当代的愤青们的“爱国”发泄同样毫无理性,而且因为人格分裂而更加无耻:义和团青年言行一致,其排外行为是其邪教信仰的实践;愤青们却能够一边高调反美反西方,一边排着队求取赴美签证、挖空心思地谋嫁西方人,总之不择手段地要谋取美国、西方的永久居留证(绿卡),于是,就出现了北大“反美姑娘”马楠反美的话音未落,就立马嫁给了美国人,上演移居美国、加入美籍的愤青经典丑戏。
   义和团青年的有神信仰(尽管是邪教信仰)和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当代愤青们根本没有:他们动不得半点真格,其事业停留在嘴上和网上:在捍卫愤青事业、抵御权力侵害方面前他们是懦夫和痴儿,在个人利害得失算计方面他们却个个是智者和大师;他们的血性停留在嘴上和网上:他们是欺软怕硬的孬种,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是斗争妇幼弱者的勇猛斗士,在权势者面前却永远是太监、丫环和羔羊...义和团青年固然野蛮愚昧,但毕竟敢想敢作、言行一致,义和团信徒敢于以血肉之躯阻挡洋枪洋炮,愤青们只敢于在中共警察纵容的情况下,对弱势同跑王千源家打砸泼粪,比起义和团青年,当代愤青是人格分裂、更加扭曲的怪物和丑类。
   当代愤青也不同于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有一股强烈的追求民族、国家振兴的真诚:他们在仇外排外的同时,有着强烈的国内关怀精神,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把把矛头指向政府:五四青年不怕坐牢,敢于走上街头声讨北洋政府的亲日“卖国”行为,及至三千多人被抓;四十年代反美青年敢于走上街头,冒着国民党军警棍棒和高压水龙的弹压,声讨国民党政府的亲美“卖国”行为。
   而今天的愤青群体尽管反日反西方更加歇斯底里,却毫无国内关怀精神,完全回避危机深重的国内问题,根本不敢把矛头指向政府,尽管中共政府远比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败坏和卖国;非但如此,当代愤青甚至以丑为美、以耻为荣、认贼作父,狂热地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他们扯着刺耳的破锣嗓子,高唱“大国崛起”的主旋律,他们高举毛泽东像,无耻而倒错地把支持中共政府当作爱国的试金石,尤其混账低劣的是:愤青群体紧贴中共屁股,把袁伟时、李大同、谢韬、焦国标、陈泱潮、袁红冰、王丹、魏京生等一大批真正爱国忧民的反专制精英分子统统视作“洋奴”、“汉奸”、“反华分子”...与五四和四十年代街头运动的青年不同,当代愤青群体,完全是趋炎附势的丑类,是政府的走狗和帮凶,他们没有任何国内关怀精神、毫无忧国忧民的责任心。
   而且,比起五四青年、四十年代反美青年,当代愤青群体的毫无勇气和抗争精神,他们在国内只敢举行中共恩准的街头运动,而且不愿为愤青事业奉献一根毫毛:2005年四月,在中共的号令下,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忽然间中共变卦,一声吆喝叫停,轰轰烈烈的反日愤青阵营立时作鸟兽散;今年的抵制“家乐福”运动,中共中途再次变脸,前几日还对弱者挥拳舞腿愤青们立即如泄了气皮球,面对剥夺他们“和平抗议”权利警察叔叔大气都不敢出,灰溜溜地回到网上诉苦。在权势者面前,他们驯服如龟孙子;
   他们胆小如鼠,其对中共之畏惧,如同羔羊之畏惧狮虎,尽管他们没几个人知道“六四”大屠杀这回事。当代愤青群体没有任何真诚,他们是佯装爱国的伪类,他们的街头运动和网络运动与其说是“爱国”的表达,不如说是不良情绪和变态心理的宣泄和释放。
   当代愤青也不同于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就真诚来说,当代愤青群体远不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毛时代铁幕洗脑塑造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基本上都有着坚定的马列毛信仰,他们思想单纯、信仰虔诚、缺乏个人利害关系得失算计,能够为“革命”奉献青春热血,对“战友”、同志能够救死扶伤、公而忘私、慷慨互助...正因为此,红卫兵各团体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他们敢于动真格,为了“革命理想”敢于牺牲。当年的“武斗”,许多造反派青年拿起武器,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他们至死不渝,自认为是为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成果而死,死得光荣。当年红卫兵、造反派青年的信仰、凝聚力、战斗精神和献身精神,在愤青们身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有一股强烈的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这种精神是当今愤青们根本没有的,也是当代中国人最缺乏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毛时代青年人的这种追求是愚行,这是偏谬的。因为行为结果的错谬不能代表意愿的错谬,就好比一个迷路的旅行探险家在森林里找寻出路时,误入了更深的歧途一样,你不能因为他误入歧途,就否定他找寻出路的意愿和激情。同样,不能因为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青年的方向性错误就否定他们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
   事实上,当今的中共国,最缺的就是这种在政治上找寻出路的意愿和激情,民众,包括富人和知识精英,普遍沦为政治冷漠的“经济动物”,这实际上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政治进步,政治进步必须靠政治进步的追求来实现,舍此别无他途。如果后来的中国民众能保留三分之一的毛时代政治热情,中共早在江泽民时期就垮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之所以有那样的献身精神,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毛时代的理想主义政治热情。
   毛时代红卫兵、造反派之所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追求,更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坏人(相反,他们远比今天的愤青们单纯质朴),而是因为他们在铁幕专制下吃了政治迷魂药,把马列斯毛歪理邪说当作真理来信仰。而一旦他们觉醒过来,那种政治激情将倏尔转变为足以冲决中共专制堤坝的汹涌潮流,于中共来说是极度恐怖的梦魇,这就是为什么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迫不及待地大开经济闸门,发了疯地鼓励全民经商、全民“下海”、一切向钱看,中共拼命地转移视线,成功地以经济物质欲望淹没了民众的政治关怀、消灭了理想主义。
   愤青们毫无政治热情,根本无所谓什么进步不进步,他们决不会像毛时代的青年那样,因为掌握了“真理”而激动、狂喜,他们根本无所谓什么真理不真理,再好的救国救民之道丢在他们面前,犹如珍珠丢在猪面前。另一方面,愤青们却几乎个个是算计个人厉害得失的数学家,他们决不会像红卫兵、造反派那样为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们所有的泄愤,都是安全的泄愤、合“法”的泄愤、对中共拍马屁、摸顺毛的泄愤,他们象北京哈巴狗一样紧跟中共的热屁,嗅着主子所放之屁上蹿下跳撒欢求宠,冲着弱者咆哮撕咬、向着自由世界呲牙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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