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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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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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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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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来源:民主中国

    那么多的农民工在我们的城市里四处漂泊,却没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却又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暂住者”;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却像野草一样不能歌唱。他们承担着城市中最艰苦的劳动,也承受着城市人最无情的歧视。北京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国贸一带的繁荣景象已然可以跟纽约曼哈顿和香港中环相媲美。然而,那些从事建筑工作的农民工的遭遇却鲜有人知。当年,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时候,受尽屈辱与虐待,死亡率极高,故后人形容为“一寸铁轨一寸血”;如今,北京的高楼大厦和地铁隧道也是如此。在一个又一个光鲜奢华的建筑里,我不禁想起了那些死难的农民工。他们墓地的青草有多高了?他们的亲人还安好吗?

   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被披露出来的最大的一次事故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北京西单“西西工程”(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工地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数十名工人被掩埋在两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事故之后,人们发现了八具尸体,同时受伤的还有二十多人。西单是北京仅次于王府井的商业中心,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北京的“心脏地带”和“颜面地带”,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故。千千万万农民工的施工安全如何没有保障,便可想而知了。

   在已经找到尸体、确认死亡的八人中,五人来自四川仪陇,一人来自四川巴中,一人来自云南,一人来自湖北,他们的家乡都是中国西部极度贫穷的地区,如果单单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故而不得不外出打工——这是自诩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赐予中国农民的一大“恩惠”。

   我们应当记住这些死难者的名字,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比政治局的“九头鸟”和演艺、体育明星更值得我们记住。据工友回忆说,四十八岁的四川农民许期勇,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时不能穿短裤,他连上街溜达也从不穿短裤,他总爱说,北京西单是全国文明地儿,穿短裤不文明。”多么憨厚可爱的四川老乡啊,就是这样一个“特别规矩”的农民,却在他一心呵护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有的尸体是救援者用乙炔枪切割开已经凝固的混凝土之后才挖出来的,九日凌晨发现的年仅二十岁的木工蔡文才,“整个身体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饼里,只露出头部,脑袋都变型了,没法辨认”,状况惨不忍睹。

   他们死不瞑目。他们有与我们一样的梦想与憧憬,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们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不能如此匆匆离开。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劳动,挥汗如雨。可是,这个不公义的世界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究竟是谁吞噬了他们的生命呢?凶手是谁呢?

   凶手不难找到。首先,凶手当然是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近年来疯狂飙升的房价,更使得房地产成为一本万利的行业,成为人人争夺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产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之中,固然有一二名像万科董事长王石这样公众形象相对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更接近与昔日的上海滩首富周正毅——通过与权力的共谋、强取豪夺而一夜暴富。这是一个高度垄断、高度依靠幕后权力运作的领域——从土地的取得到资金的来源,各大房地产公司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足与外人道也”。如果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高层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拿到黄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么可能从银行获得巨额的贷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将土地批文一转手就立即获得数亿报酬;有的人可以从银行取得数十亿的贷款,用国家和储户的钱来为自己挣钱——一介平民,焉能如此?在偷税漏税、欺骗购房者等方面,许多房地产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一个房地产寡头阶层正在中国形成。

   其次,凶手是建筑商。在建筑施工领域,工程的招投标过程和施工安全规范等也形同虚设——这一点与煤矿行业颇有相似之处。许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层层剥皮——此次出事的四号地工程,便经过了三次分包。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是建筑工人身上的吸血鬼。一共建筑工人的血,可以供多少包工头吸取呢?许多建筑工地上,普遍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人们时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门口。事故之后,据一位水泥工许师傅披露,他们来到工地,平常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工资分两次发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保险,也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单据。还有一位在现场的工人陈自科指出,上级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已经生锈的、壁厚较薄的钢管搭建脚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规范。虽然监理人员拒绝签字,工人们仍然被强令开工。由于工作机会难得,他们虽然明知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

   在施工中死伤的工人们,正处于这条“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除了出卖他们最原始的体力来换取被压到最低点的报酬之外,他们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还能做什么呢?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拿不到工钱,拖欠工钱的情形一度严重到了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新闻。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已有数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讨要工资。拿不到工钱倒还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后果。

   然而,在某些挥金如土的房地产老板和建筑商人眼中,在这些挥金如土的大亨和显贵们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发生伤残乃至死难事故,至多给一笔赔偿就可以摆平了。家属再不服从,还可以利用黑社会的力量恐吓之。从暴力拆迁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结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积累,所走的堪称是“血腥之路”。此次西单工地的事故,因为死伤惨重,且发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引起媒体和政府高层的关注。北京市副市长在紧急电话会议中表示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迁就,但最后究竟会惩办到哪个层面的哪些责任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凶手,那就是故意不作为的政府,那就是专门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政府。“嫌贫爱富”的政府在其中难逃其咎。吞噬农民工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官方农村政策的严重失误和农村经济的极其凋敝。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未得以根本的改变。相反,“劫贫济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续。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失误,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日渐丧失活力,青壮年纷纷到城市打工挣钱,许多村落简直到了“坚壁清野”、“空巢之家”的状态。敢于挑战此一“潜规则”、为民请命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虽然获得朱镕基总理的肯定,最后仍然落得在家乡无立锥之地的下场。

   而这些农民来到城市之后,又被迫处于“劣等人”的状态,他们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他们没有劳动保障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公民与公民之间,处境简直是天壤之别。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基本采取“无视”或者“蔑视”的态度,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施。超过两亿的农民工,是无权者,亦是沉默的大多数。

   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并不是多么热爱城市文明,而是因为农村不能让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此次死难者的籍贯所在地多为仪陇和巴中,均属于四川的贫困地区。在当地,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糊口,故而这些地方均成为民工输出的大县。尽管近年来官方的农业税有所降低甚至免除,但是单靠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牲畜等,普通的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应对若干项必要的开支。

   第一笔开支,是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中国的教育,即便是基础教育也日益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使得普通的工农大众家庭要想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在经济上被压迫得苦不堪言。以遇难者许期勇为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西安上大学,二儿子也在外打工,大儿子每年一万多元的学杂费都要靠父亲打工赚来。这一万多的天文数字,要想靠从土地里刨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罗师傅回忆说:“工地上就数老许最节省,从来不乱买东西,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给孩子上学。每当谈起上大学的儿子时,他总是笑个没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好好上学,将来就不用像自己一样卖苦力了。”然而,这个任劳任怨的父亲再也不能供养孩子上学了,许师傅的儿子是否经受住这一惨痛的打击、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呢?

   第二笔开支,是修建房屋的费用。修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屋,是许多农民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一笔开支。遇难者郑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给家里盖房子。当年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没有新房,他老觉得欠孩子什么,就想在孙子结婚前,一定要给家里盖房。如今,这个愿望只能依靠他的儿子来实现了。遇难者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岁的许章志,也是因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五万的债务,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饭只打素菜”。

   第三笔开支,是脱离农村从事其他职业所需要的经费。这部分费用农民不可能从任何银行中获得贷款。遇难者当中年仅二十七岁的许万才,书包里通常装着五本书,除了三本放线工的专业书外,另外两本是《汽车驾驶速成》和《写给年轻人的六十六个人生建议》。爱读书的许万才经常跟工友们谈起自己的人生规划——努力挣一年钱,回家买车开出租。然而,他再也不能打开心爱的书本了,再也不能回家开出租了。

   第四笔开支,基本的医疗需要。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旦患病,数以亿计的人们只能躺在家中等死。因此,趁着还能够干活的时候外出打工,积蓄一点钱,至少可以作为晚年的保命钱。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年过五旬的农民仍然坚持到城市打工,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信心——比如遇难者中最年长的、已经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细湘。中国乡村的严峻状态,绝不能被少数欣欣向荣的城市所掩盖;中国农民不能过上小康生活,“和谐社会”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此次发生在西单建筑工地的重大事故,以及在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人死亡事故,理应引发整个社会都对农民工生存处境有密切的关注。农民工的“非人”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种关注绝对不是某些咬文嚼字的文士所倡导的那样,改变“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而换之以“务工人员”这种看似斯文的定义。此类提案在每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这种纸面上的游戏,与民工本身的生存处境毫无关系。我们需要的关注,乃是实质性的关注,乃是促使政府在“三农”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调整,乃是对公民的迁徙权给予起码的尊重和保护,乃是取消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乃是对城市的房地产业、建筑业作出更有效的规范和监控,乃是让尊重生命、宝贵生命的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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