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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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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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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场现行记

来源:民主中国

邓小平与美少女

   中共的文宣机构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便是“与时俱进”——谁说中共是死不改革的顽固派呢?胡锦涛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可够快的,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监控系统,也懂得如何与西方国家玩弄“人权外交”的游戏,他们并没有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啊。中共当局“与时俱进”的又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位于四川广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邓小平故居,在全国媒体上高调展开文宣活动,以选美比赛来挑选其“宣传大使”。

   日前,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对媒体声称,为了让“邓小平故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管理局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展了“邓小平故里爱国主义教育片区宣传大使”的评选活动。当选的“宣传大使”,将出席局里举办的各项宣传活动,并获得丰厚的报酬。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上午,来自重庆、陕西、广东等地的四十名初选出来的美少女,参与了“宣传大使”的最终角逐。一时间,在邓小平故居前面的广场上,一群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美少女们顾盼生姿、娉娉婷婷,好不热闹。从全国各地来此接受“为人民服务再教育”的官员们也与民同乐、大饱眼福。比赛的结果是,重庆师范大学旅游专业的大三学生冯佳媛,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披上了“最佳宣传大使”的鲜红的绶带。

   “少女不知屠城泪,隔代犹唱后庭花”,这些少女的年龄大都只有十七八岁,昔日“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们或者刚刚哇哇坠地、或者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十七年以来,那场血雨腥风的屠杀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年龄的孩子们,通常都不知道那个枪林弹雨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孩子们被迫接受了一种精心安排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导致他们的精神领域处于某种极度的贫乏状态。

   这些外表美丽而心灵空洞的少女们,茫然不知她们所要“代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个矮小的、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老人,也曾经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杀人也要维护我们的权力。如果说那些为有毒或有害的食品、化妆品代言的文体明星,是为了金钱而泯灭良心与职业道德;那么,这些参与邓小平故居形象代言人的“选秀”活动的美少女们,则是被蒙蔽、被扭曲、被愚弄的一代人,她们不知道“反右”,不知道“文革”,当然也不知道“六•四”。她们的青春美貌与杀人凶手手上的鲜血,居然如此“和谐”地并存着。

   我想,倘若邓小平地下有知,看到有一群天真烂漫的美少女争先恐后地为其“代言”,一定会乐翻天的。如此美少女,如果充作后宫之佳丽,岂不更美哉!在色魔毛泽东的引导下,在一个个都如同急色鬼的中共领袖当中,邓小平亦非坐怀不乱之辈。据说,邓小平当年缺席庐山会议,便是因为与一名军中小护士偷情而不慎摔伤了腿。不过,中共高官保密有术,中国也没有新闻自由,所以邓小平没有像克林顿那样,因为与白宫实习生偷情而在全世界民众面前大大出丑。

   但是,我又想,邓小平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老乡们采取此种“美女战术”,说不定又会患上忧郁症。虽说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但老邓会忧郁地思考:难道单单凭我本人的魅力,尚不足以赢得老百姓的衷心爱戴吗?是我给中国人饭吃,老百姓难道不该心甘情愿地来瞻仰我的故居吗?这些小小的美少女,居然盖过了我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风头,真该将她们都拉出午门去斩首!

   无论邓小平先生在棺材中怎么着急,他确实不如美少女有魅力。无论中共当局如何卖力地宣传爱国、爱党、爱领袖的“绝对真理”,少男少女们对此始终兴趣不大,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如火如荼的“超女”大赛。即便是邓小平故居的“选秀”活动,也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开出一笔诱人的价钱来,否则根本无法吸引孩子和家长。当局想命令任何一个美丽的女孩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免费为“邓爷爷”效劳,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大概是将财神放出囚笼的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吧。

皮诺切特与邓小平

   皮诺切特死了。

   邓小平也死了。

   前者活到了九十一岁,后者活到了九十三岁,他们都侥幸地逃脱了法律和道德的审判。皮诺切特至死也不认罪,他宣称:“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上帝绝对不会再给他一次杀人的机会。邓小平生前也没有公开为“六•四”屠杀认罪,他一直坚信“屠杀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硬道理”,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却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但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独裁者一样,皮诺切特与邓小平皆无法逃脱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皮诺切特被称为“智利的邓小平”,这种称呼被视为一种正面的评价。大陆媒体在报道其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多突出其经济改革的成就。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之后,采纳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在其统治期间,智利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是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倍,其国民人均寿命、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系统和教育质量等均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就连刚刚去世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使弗里德曼,也曾撰文为其辩护。

   但是,少数大陆媒体也曲折地批评了皮诺切特施行的经济开放、政治独裁的“跛脚政策”。如《新京报》发表的学者周庆安的文章指出:“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法则。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共同选择了人民决定执政的方式。任何现代政权,都是建立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重视和保护民权、公正、自由,已经变得和提升社会物质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那些通过政变、武装暴乱上台的政权,不得不接受政治制度的挑战,经历民主政治的转型。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合法、健康、良性的国内政治秩序,是一个国家得到世界认可,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前提。”

   为了获取经济成就是否可以牺牲人权?人不是猪,人不能被当作猪一样来圈养。皮诺切特固然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经济成就并不能洗净他手上的鲜血。昔日,戎装在身的皮诺切特,屠杀异己,铁石心肠;今日,作为一个被控诉犯有严重的侵犯人权罪的老迈的逃犯,他不得不辗转于多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受尽羞辱,正应了中国的古语:“老而不死谓之贼。”在一次次的审判中,皮诺切特的一桩桩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根据“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大约有三万五千多名智利公民声称遭到过军政府的酷刑折磨。通过臭名昭著的“秃鹰行动”,皮诺切特还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起,大肆暗杀和刑求反对派。

   而作为“中国的皮诺切特”,邓小平的手腕似乎更加高明一些。从“反右”运动中充当毛泽东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先锋,到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再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最后酿成“十年改革,一夜屠城”的大祸,这名“三起三落”的“准独裁者”的一生,亦没有少干过坏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自信到像皮诺切特那样,允许全民公决和选举。换言之,邓小平比皮诺切特更加清醒地知道:民众心里有多么厌恶他和他领导的党。

   皮诺切特的自信其实是轻信。当他获知在全民公决中大败的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召集三名高级将领到总统府,命令他们执行戒严令。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三名将军拒绝从命,其中一名将军当场将命令撕碎丢在地上。皮诺切特突然丧失了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力,反对党的领袖拉格斯公开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痛斥皮诺切特说:“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这是不可接受的。”一旦人民敢于公开说真话了,独裁者便立即权威扫地了。那一天,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市民纷纷开车上街,大按喇叭,如同过狂欢节一般。

   邓小平没有皮诺切特的“自信”,他不敢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因而逃避了失去权力并被追究罪责的下场。邓小平的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是像彼岸的百年老店国民党那样切实改革、实施党魁直接选举,于中共而言也是一件自掘坟墓的举动。不仅自己害怕选举,还竭尽全力阻止香港民众直选特首,“一国两制”逐渐沦为“一国一制”。但是,按照“皮诺切特模式”治国的中共,究竟能够比皮诺切特走多远呢?

党魁文选与总统传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文选轰轰烈烈地出版了。在中共的党文化中,出版“文选”乃是对党魁或准党魁一级的人物的“盖棺定论”,类似于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终身成就奖”。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将相便有“立言、立功、立德”的追求,亦有“文章乃千古之伟业,不朽之盛事”的定位,中共历届党魁更是热衷于创立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想、主义和理论。因此,出版个人的“文选”,是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此次胡锦涛慷慨大方地为前任党魁加冕,显然不是受到来自江系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决定,而是主动为之,其目的是满足江的虚荣心,使之不要过多干预十七大的人事布局。

   这些既无飞扬的文采,又无理论建树的垃圾文章,大都不是出自江本人的手笔,而是其秘书班子撰写的。江本人喜好吟诗作赋,显示自己颇有学养,但实际上江郎并无多少才气和才情。这本文选虽然发行量巨大,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普天之下找不到几名读者会认认真真地阅读之。在新华书店里,印刷精美的《江泽民文选》堆积如山,党报党刊上亦发表长篇文章号召党员干部好好学习。然而,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又一出“皇帝的新装”的好戏罢了。如果不是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量定购并分发给众人,这样一本无关百姓冷暖的“文选”,销量肯定少得可怜。随便一名美女作家或美男作家,都比昔日搔首弄姿、今日老态龙钟的江泽民更有票房号召力。

   不过,幸亏中共拥有七千万名党员,号称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因此这本文选即便每七十名党员拥有一册,亦可以轻轻松松地消耗掉上百万册。在号称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共党魁文选的出版发行却完全按照毛时代计划经济的套路,可见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自信到了何种程度。

   中共党魁文选与美国总统传记的出版发行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总统在任期届满之后,首要事务便是撰写个人传记,这既是一笔点石成金的买卖,又是一项给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的工作。撰写传记几乎成为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高官退休之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无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或“审查”,也不需要由政府来帮助宣传和推广,总统所在的党派更不会参与其回忆录的操盘工作。因为这是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总统们刚一卸任,便会有若干大出版社上门来寻求其书稿。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传记,便有超过百万册的销量,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传记亦成为当时的第一畅销书,甚至第一家庭中猫狗等宠物的故事也能大卖特卖。这些书的出版发行,每一个环节均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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