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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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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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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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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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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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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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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来源:北京之春

    2008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长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宗教事务局及其首脑长期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宛如秘密的情治部门。此次叶小文高调在《南方周末》这一相对比较开明的媒体上谈论官方的宗教政策,该举动耐人寻味。《南方周末》在编者按语中描述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

   令人遗憾的是,这篇专访并没有透露出中国官方的宗教政策会有任何松动和调整的信息。叶小文以凌驾于五大宗教之上的“太上皇”的身份,泼妇骂街式地将罗马教宗和达赖喇嘛辱骂一番,也点名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不仅在他不喜欢的宗教信仰者的头上统统扣上“分裂祖国”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还将海外传教人士视为“渗透”和“颠覆”的危险力量。因此,这篇访谈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显示出中共的宗教政策在新时期里进退失据,而且泄露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密”——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上帝应当服从共产党吗?

   叶小文在谈话中充满了无神论者对宗教信仰的轻蔑、狂妄、无知,丝毫看不到一点尊重的宽容的成分。他说:“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

   这是毫不脸红地说谎,这是对圣经的扭曲和侮辱。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名真正重生得救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说出以上这段匪夷所思的话来。叶根本不敢“注明出处”,说出究竟是姓甚名谁的基督徒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以上这番话的。很明显,这是叶小文本人编造的拙劣的谎言。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的是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而绝对不是指“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叶小文居然将圣经执笔者之一的古代犹太王国的大卫王也拉出来为其背书,仿佛大卫王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党员,仿佛圣经成了对中共党章的注释,仿佛上帝也要服从中共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叶小文的胡说八道,显示出了一个没有敬畏心的专制政权的官僚的真面目。

   当记者问及当今中国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时,叶小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祇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1亿多1点’。”用王朔的话来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周恩来已经死去30年之久了,周恩来何以知道30年之后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中共党魁胡锦涛不是口口声声宣扬“科学发展观”吗?叶小文的说法既不“科学”,也不“发展”。他在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居然随口就拿出30年前周恩来所列举的一个数字来。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有了天壤之别,为什么偏偏祇有宗教信仰者的数据停滞不动呢?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和常理。

   叶小文是何许人也?我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上查到了他的简历,发现此人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是胡锦涛从贵州提拔的共青团系统的官员:1983年任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次年任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1990年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从1995年起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至今。他还是中共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国务院系统的部级和副部级干部中,叶小文算是新生代中的“能员”,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能说会道,还可以讲一点英文,比较有灵活性。所以,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一改多年来该部门封闭、阴暗和僵化的形象。他主管宗教事务局的时间,横跨了江、胡两朝,对内严密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发展,对外则积极展开外事宣传活动,他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都有一些交往。他声称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担任此职务一直“战战兢兢”。在出访期间,以一副开明、温和、“可以同你讨论任何问题”的派头,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能在此重要职务上保持13年岿然不动,中共如此重用之,表明中共的对宗教的控制趋于精密化和专业化,也开始重视对外的形象塑造和宣传工作。

   叶小文对外放下身段,广交朋友;对内却声色俱厉,官气十足。他多次指责和谩骂拒绝向宗教局登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罗马教宗及服从教宗的地下天主教会、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信众,以及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等。在宗教界,叶小文无疑是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无冕之王”。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等老资格的、作为官方统战对象的宗教界名流,多半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甚至还兼任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之类的闲职,并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果单单以级别高低来衡量,叶小文仅仅是一名副部级官员,祇能算是赵、傅、丁等人的“下级”;但是,叶在共产党系统内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而且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叶的实际地位比赵、傅、丁等为高。所有“官办”的宗教团体及其附属机构(学院、出版社、基金会等),因为经费依靠国家宗教事务局拨给,对叶小文更是卑躬屈膝、伸手乞讨。所以,叶便施施然地以“大祭司”和“大老板”自居,正如他认为上帝也应当服从共产党一样。

   “宗教局”是违宪机构

   叶小文在访谈中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去美国,在洛杉矶海关被美国人拦住了:”你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单位,你这个单位是假的,你有移民倾向,请你回去。‘我跟他说,我们负责的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哪里需要修教堂,涉及到公共利益,我们就去协调,去管理,去帮助他们。那个美国人似懂非懂地说,噢,你是做这个事的,OK!“这场争端以叶小文的”胜利“和美方的”让步“告终。其实,这不是一场误会,这也不是”文明冲突“,乃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权、也不敢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政府则控制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以民主制度来衡量之,”宗教局“乃是违宪机构,”宗教局长“乃是乌龙官僚。

   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个机构,早在1954年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之时便存在了,可见中共当局自建政之初便相当重视宗教问题,以“官办宗教”作为控制宗教界的灵丹妙药。70年代后期,该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又迅速恢复,并扩大编制。然而,这一部门的合法性根本无法诉诸于宪法:中国的宪法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如序言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政府应当遵循文明国家所通行的“政教分离”的规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强行设立类似于“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并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严重的伤害。

   宪法不能被当作一纸空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是一个违宪存在的部门,它非法存在于政府序列之中,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份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可见该部门的职能非常广泛,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堪称无法无天的“超级教宗”。

   这个机构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共对宗教团体实行实用主义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目标。祇要这些团体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叶小文在《中国宗教》杂志撰文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法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依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既是一种公共管理,又是一种社会服务。”事实上,广大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从这个部门得到任何的“服务”;相反,它耗费了纳税人大笔的税收,却从事诸多限制和伤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法勾当。

   公民的心灵自由是不容任何权力机构窥视和压制的。那些企图控制公民的心灵自由的政权,必定是专制独裁、以公民为敌的政权,如罗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帝国以及共产党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没有任何政权的统治可以永远依靠压制而维持下去。我坚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的违法机构必然会被撤销,叶小文的继任者们一定会遭遇失业的命运。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之日,便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消失之日。至于叶小文本人,那时候他是否有勇气和良知,在家里写出一本真实的回忆录、全面呈现他本人参与过的若干宗教迫害事件,并对此深切忏悔,就祇有去问他本人了。

   美国为何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这篇访谈中,叶小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攻击和辱骂美国。叶小文多次访问过美国,在美国的公开讲话中,通常都可以表现得比较轻松而平易,给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他一回到国内、一面对国内的媒体,那穷凶极恶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这是一只狡猾的变色龙,他知道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应当文明地说话,而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里就肆意不文明地说话。

   叶小文谈及美国的时候,措辞尖锐,甚至咬牙切齿:“美国藉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这是叶小文以及中共高级官员首次在国内的大众媒体上表达他们对于两年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包括我在内的3名家庭教会成员这一事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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