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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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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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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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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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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来源:观察
   中国最盛产贪官。中国的贪官什么都贪,从土地到房屋,从黄金到美金,从书画到古玩,从情妇到绿卡……在一次次官方举办的贪官查抄物品的展览中,物品之丰富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力。原本是起教育和警示作用的展览,却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和羡慕,于是,展览迅速收场了。近期,中国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其大胆行径亦可载入“新官场现形记”了。
   
   据河北《燕赵晚报》报道,二零零四年九月十日上午,河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案公开宣判,李友灿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李友灿在担任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期间,接受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的请托,利用其掌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审批分配的职权,先后将一千两百四十九个汽车配额提供给丁宁使用,李友灿先后五次接受丁宁给予的现金四千七百二十三万元人民币。
   

   “机电办主任”这个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官职,其实拥有巨大的、无人监管的权力。据了解,国外进口车要进入中国市场,需经过两道门槛:一是关税,二是配额管制。因国家允许进口的汽车数量有限,供不应求,所以每拿到一个汽车进口配额,就意味着取得一笔丰厚的利润。按照正常程序,国家每年分两次将汽车配额下达到各省机电办,再由企业向省机电办申报汽车配额。由机电办负责人审批后再由省外贸厅审查,然后报国家外经贸部。每次汽车配额下来,河北省机电办开会确定分配方案时,李友灿总是首先在会上发言并提出意见,其同事表示,“每次李友灿提出意见后,大家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友灿案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中国进口汽车价格畸高,并不完全是关税方面的原因,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缺陷——由于进口汽车配额制的存在,广大消费者的血汗钱,大都落到了类似于李友灿之流的贪官污吏口袋中,而没有真正纳入国家税收体系里。可以说,进口汽车配额制度与中国各大城市出租车行业公式化垄断相似——出租车司机被迫将大部分的收入作为“份钱”缴纳给公司,公司实际上并不承担司机基本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没有尽到什么“管理”义务。出租车公司之于司机来说,就是一群贪婪的血吸虫。本来完全可以改革此制度,让出租车司机独立经营、独立纳税。然而,尽管批评的声音汹涌澎湃,旧制度依然岿然不动。仅在北京一地,政府每年因此就丧失数十亿税收。
   
   同样道理,进口汽车配额制度是对经营此业务的公司和广大消费者的双重剥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荒谬的制度,那些公司还用得着如此巴结李友灿吗?他们又怎么会向其贿赂千万巨款呢?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早已加入世贸组织,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在诸多领域遗留下来的行业垄断状态仍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套漏洞百出的制度,刺激了若干像李友灿这样的贪官的想像力。在贪污的旅途上,是没有终点的——如果不是被捕,李友灿这种简单容易的敛财方式还会继续下去,即使积攒到了一亿财富,他也不会满足的。有媒体评论说,李友灿受贿的数字之大,已破“全国纪录”。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河北第一秘”李真等人的受贿数字,都就被李友灿轻而易举地甩在了身后。因此,称李友灿为“河北第一贪”,可谓名副其实;称其为“全国第一贪”似乎也有道理。
   
   当然,还有更多的比李友灿这个粗鄙的贪官更加厉害的贪官,仍然躲藏在幕后。但是,说李友灿是“最有想像力的贪官”则相当中肯:在贪污的过程中,李友灿对现金“情有独钟”,为了便于搬运现金,他甚至向有求于他的商人直接索取运送钞票的轿车。二零零二年四月,李友灿找到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以“经常去北京,带司机不方便”为名,索要一辆银灰色高尔夫轿车。从此,李友灿拥有了一辆专门的、独家的“运钞车”。他不仅专门索取现金,而且连运钞车也一起索取,这堪称当代中国贪污史上的一大创举。李友灿心机颇深:本来他完全可以索要更加高级的轿车,如宝马、奥迪之类的,对方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他只要一辆售价仅十多万元的高尔夫轿车。因为“运钞车”绝对不能过于张扬——实际得到的钞票比座驾的“回头率”更让李友灿心花怒放。
   
   且看李友灿是如何来使用这辆“运钞车”的:二零零二年四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丁宁接到李友灿的电话,让他准备一千零一十八万元现金。由于是周末,丁宁只准备出了八百五十二万。该公司专门为贿赂李友灿准备了一种装巨款的旅行包,旅行包长约六十厘米、高约二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每个旅行包可装人民币约一百一十万元至一百二十万元左右。这次的巨款分别装到八个旅行包中。约四点多钟,李友灿驾着高尔夫“运钞车”来到其公司楼下,将六个旅行包放到了后备箱,另两个旅行包放到了驾驶室后排座位上。第二天下午,李友灿又开着这辆“运钞车”将剩余的现金运走。二零零三年四月,丁宁一次送给李友灿现金一千六百四十万元。据丁宁回忆说,李友灿开着那辆银灰色高尔夫“运钞车”,分三次才将整整十六袋现金提走。李友灿专门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五十多万的普通住宅,将这套不起眼的住宅用来存放巨额现金。
   
   李友灿一案表明,贪官的贪污行径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无法无天的地步,亦表明中共的各种反贪、监察、纪检制度形同虚设,对贪官毫无威慑力。为什么李友灿一直贪污到如此地步才偶然被发现呢?究竟是谁在放纵他呢?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新闻自由,即便中共在党政系统内部设置更多的反贪、监察、纪检机构,亦无济于事。正如球员不能同时担任裁判一样,官僚也无法完成对自我的监督。只要是一党独裁的国家,便是腐败横行的“盗贼国家”。美国学者苏姗•罗斯•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一书中提出了“盗贼统治的国家”的概念,她论述说:“盗贼统治者把产业管制制度视为个人财富的源泉。他们不需要有任何正当理由就可以颁布法规并推行许可证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人为制造一些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来避免的‘瓶颈’。”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盗贼国家,一个政府便是最大的盗贼的国家。而李友灿正是此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他不必费尽心机为行贿者办事,只需要把一批许可证通过变通的办法转让一番,巨款就到手了。这样高明的盗贼,实在是让那些“窃钩者”们望尘莫及。
   
   我们不必惊叹于李友灿的想象力,以及欲望之膨胀;我们更应当思索制度的缺陷与变革。李友灿的想像力建构在一套有缺陷的制度上,如果这样的制度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仅仅处死一两个李友灿,不足以威慑无数的效仿者,所谓“杀了李友灿,还有后来人”也。李友灿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当这样的惊天大案被披露出来的时候,公众除了感叹于其想像力和贪婪心之外,更会对社会公正产生深刻的质疑。正像艾克曼所认为的那样,腐败在公共资源和成本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和不公。它表明国家政治系统在运行时几乎毫不顾及公众的利益。同时,腐败还表明政府体制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杀一两个贪官易如反掌,但要根除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则难于上青天。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也许是权力的透明化和舆论监督,如艾克曼所说:“现存的任何一种政府体制都能够进行严肃的反腐改革。如果政府对公民发表独立的批评意见设置障碍的话,那么想让人民相信政府会认真提高自身的公正和透明程度将会难上加难。”我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应当从李友灿一案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二零零四年十月初稿
   
   二零零八年六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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