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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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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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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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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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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来源:开放杂志

    九名来自大陆的房地产大亨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追捧的热点新闻。此九人的总资产高达一百六十四亿美元,惹得台湾各县市政府首长都以高规格款待之,搬出合适的投资项目向富豪团招手,如台北市的车站双子星计划、桃园航空城、台中永湳机场、大鹏湾与垦丁度假景点等。

   所谓“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敌对三十多年的两岸刚刚解冻,珠光宝气的台湾人回到大陆,让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大陆同胞羡慕不已,原来台湾同胞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毛泽东时代,谁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台湾亲属,便自动地、悲惨地沦为政治贱民;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谁有台湾关系,谁家的台湾亲戚衣锦还乡,那可就立即身价百倍了。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二十年之后,台湾人却不得不洒扫庭院,迎接某些“先富起来”的大陆弟兄了。

   台湾媒体以“富豪团”命名之,让带队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中城乐天房地产董事长刘长乐的心中感到颇不舒服。他再三声明,他们不是“富豪”,而是“企业家”;他们不是来“炒楼”的,而是来“投资”的;他们不是“毒蛇猛兽”,而是“台湾人民的朋友”。然而,推敲一下此九人的简历,似乎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他们大都是房地产大鳄,其财富大都是从房地产行业之中攫取到的——除了刘长乐一个人同时经营电视媒体之外,其他人的身份都很单一,都是在大陆名声最坏的房地产商。

   在中国大陆,谁有资格涉足房地产行业呢?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商人,都是亦官亦商者,都与贪官污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地皮名义上是“国有”的;此“国有”,亦即“党有”;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共官僚们“私有”。中共高官的贪污腐败,无不与房地产项目密切相关,从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他们的垮台全都与胡乱批地、将高价土地低价“割让”给私人、并从中收取巨额贿赂有关。寸金寸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拼命争夺的猎物;大好河山,成为中共官员们随意挥洒的礼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人,堪称商人中的商人,奸商中的奸商,其致富途径乃是通过残暴的“圈地运动”,其积累的财富乃是黑不见底的“不义之财”。在中国,不是“厚黑学”炼到了极致的人物,是当不了房地产商的。在欧美国家,房地产是一个薄利或微利的行业。首先,土地只能通过公开的拍卖获得;其次,政府部门对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偷工减料;再次,政府要求对建筑工人必须有严格的劳动保障。而在中国,房地产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暴利行业,可以说任何行业都不能企及。中国的土地奇货可居,大都通过幕后交易获得;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购房者的权益得亦不到起码的保障。

   房地产商一般都心狠手辣且有铁腕。对于党政要员,他们或者抛出丰厚的诱饵,以“金弹攻势”诱其上钩;或者与之建立私人感情,互相称兄道弟,缔结牢固的利益同盟。许多房地产商本人便是高干子弟,挟官场的权势到商海捞金,自然稳操胜券、无往不利。对于底层百姓,他们盛气凌人,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谁不愿拆迁,谁要当“钉子户”,便大刀阔斧、一概扫除。如同当年老毛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一样,这些富豪从不心慈手软,非常偏好“武斗”,对暴力拆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个房地产大亨的手下有一个受到警察严密保护的黑帮,可以随时为老板的利益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甚至警察也成为房地产商驱使的工具,帮助其逼迫拆迁户。近年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导致大量暴力拆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若干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到威胁、毒打乃至遭到杀害。其幕后操纵者便是这些在台湾人眼中“谈吐稳健、态度谦和”的房地产大亨们。而对于充当建筑工人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商们更是像奴隶一样奴役之,因为农民工源源不断,所以他们单方面将劳动时间延到最长,将工资压到最低。各种事故更是层出不穷,死亡伤残的工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赔偿。

   这些富豪的财富就是如此获得的。他们那光鲜的毛孔背后,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北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对这对彬彬有礼的高尚人士赴台发表评论,赞扬富豪团成员中有一人匿名捐献一千万元供台湾贫困儿童作营养午餐的经费,认为这是“一段佳话”。该评论还期望说:“要问大陆富豪如何把‘钱’用在台湾,不如问大陆富豪的‘心’如何看待台湾。只谈钱,那当然是在商言商,以钱赚钱;但若对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也有一分‘心’,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会对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与价值追求存有相敬相惜的心情。”在我看来,这样的期待未免是与虎谋皮。以上九名房地产大亨,对大陆数千万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乡村孩子似乎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偏偏要对台湾的孩子施加一点恩惠,分明就是作秀。他们固然可能感受到台湾的民主自由,但并不会认为民主自由有多好,因为他们在台湾的同行身上发现,在台湾做房地产根本不可能像他们在大陆那么“一本万利”。房地产商在台湾无法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台湾有了民主自由。这九名大陆房地产大亨,看重的是如何在专制的制度和垄断的市场上赚取到最大的利润,所以对所谓的“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和价值追求”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和作为。

   再看看这九个人在台湾所实施的一件“文化善行”便一清二楚了:为了让“炒楼之旅”沾染上几分文化色彩和高雅成分,这几名富豪在四天马不停蹄的活动的间歇里,专门安排了与台湾“文化大师”李敖会面。两年前,李敖赴大陆走了一趟风风光光的“文化之旅”,享受了中共的红地毯,接待规格几乎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并肩;如今,这几名大陆富豪与李大师会晤,或许正是让“炒楼之旅”与“文化之旅”完成对接的最佳方式,李大师名动公卿,这些读书不多的富豪当然以能够与之结交为一大幸事。

   于李敖而言,他早已丧失了当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而直线堕落中共的在海外的一名可有可无的帮闲文人。近年来,李敖经常在凤凰卫视上大放厥词,为毛泽东的血腥统治叫好,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为中共在西藏的屠杀背书,罔顾人类的普世价值,蔑视同胞的生命与尊严,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稍有良知的华人,均将其看作一名过气的跳梁小丑。相比于日前逝世、备受世人尊重的老作家、人权斗士柏杨来,李敖这个品牌早已是一个为人不齿的“负面价值”。李敖的胡说八道,伤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反正台湾已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就算他自称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台湾当局也不会拿他法办。

   李敖既然敢于捧中共的臭脚,当然也就欣欣然地前去赴这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陆富豪们的宴请了。官僚需要帮闲,富豪也需要帮闲,李敖这样善于插科打诨的人,自然是官僚和富豪的座上宾。在与富豪们共进早餐的时候,这个无耻文人开玩笑说,台湾人会把您们当作“共匪”,投资台湾一定后患无穷,还不如“投资李敖,盖一个李敖纪念馆,比较划算”。这种赤裸裸地乞讨的举动,也只有这位不把无耻当无耻的“大师”才做得出来。几位富豪当场哈哈大笑。

   结果,富豪团离开台湾之前,刘长乐打电话通知李敖,大家商量之后决定送件礼物给他。刘长乐说,李敖是“中华文化的活宝”,他们决定赠送李敖三千万元,给他做一个文化书院,“展示大师的作品和思想”。而李敖得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表示,他将用这笔钱推动“美化中文,整形英文”工程,改善台湾人的中英文能力。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倒也是“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物有所值。李敖是否算得上“中国文化的活宝”,我想在人文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士,在各自的内心都有公正的评价。与余英时、张灏、唐德刚、许倬云等学术大师相比,李敖的学术成就单薄、苍白而贫乏。他的文字充满了暴力、污秽、色情、极度的自恋等负面因素,如果说要“美化中文”的话,他的文字是就是首先要进行“美容”的对象。他应当先拿自己开刀,将他文章中的戾气和下流的成分清理干净,而以同情、悲悯和爱取而代之。

   不义之财自然不会赠送给真正的义人。比如在中共的牢狱之中的作家师涛、杨天水、杨子立等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然而,这些富豪们不会做“雪中送炭”的难事,只会做“锦上添花”的易事。他们的不义之财,来自于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当然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那些挑战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的同胞,他们当然不会期望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义和公正。

   然而,我深信,这些富豪不可能终身侵占亿万不义之财。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中,“转型正义”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人民的土地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的房屋也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每一笔不义之财都逃不过未来民主政府的清查和罚没,将成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资金,重新回到千千万万被剥夺和被侮辱的民众那里。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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