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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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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徐文立协助领导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游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马德升、右杨靖(美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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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

   ——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风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住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发出来的负责任的反对党虽然依然弱小,但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气风发。因为,中国民主党人明白,中国民主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立足国内;二,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三,侧重服务于农工商大众和中产阶级。

   她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查建国先生,以“我,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骄傲,入狱九年,将于6月28日光荣出狱。

    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有关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断送了党的事业?还是因此而让中国民主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反对党?”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明辨。

    特别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参与建党的承诺、之后公开污蔑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吕洪来,去年以来,异常的活跃,他不断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无知,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诋毁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以达到他为他的主子,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党的客观事实的险恶用心。为此,我有必要正面回应吕洪来的挑衅。同时,也请朋友们看清吕洪来对中共政权的小骂大帮忙的真实面目。

   吕洪来于2008年5月18日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在网上多处发文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引自王有才网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吕洪来这种谬论早已有之,即是所谓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论”的变种。

   一,姑且不论:

   1)1978-1981年,徐文立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主墙运动;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编《四五论坛》;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发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二十条”;

   4)1978-1980年,徐文立组织和领导营救任畹町、魏京生、刘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讨论会和民意测验,组织和领导公布魏京生法庭审判的记录;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协助领导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大游行;

   6)1980年春节期间,徐文立事先、事后与闻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刘二安有关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武汉会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组织召开有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参与的讨论建立反对党的北京甘家口会议;

   8)1980年之后,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等人继续主编民办刊物《学习通讯》;

   9)1980-1981年,徐文立为恢复齐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为郭罗基先生鸣不平,在香港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剥权。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假释出狱。

   二,姑且不论: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之前、之后以“广交友,不结社”和“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联络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为正式建立反对党做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不断敦促中共政府加入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卢四清发表《告工人同胞书》;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独立工会公开发表谈话;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创立“空中民主墙”;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问题发表六点呼吁;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人权观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国政治转型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公开发表谈话;

   7)1998年初,秦永敏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准政党的联盟,公推徐文立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当晚,徐文立和秦永敏决定,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响应浙江同仁们的义举,共同创建中国民主党;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经过长期筹划,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号判决,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案” 第一轮判决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流放美国。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徐文立,是如吕洪来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吗?!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吗?!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大是大非在于,中国共产党果真如吕洪来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颂、或企盼的那么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吗?

   请看: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明白无误地、血淋淋地宣称:

   “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摘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572页。)

   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组织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那里、中国共产党头头那里,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拖延、敷衍,模棱两可”!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与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政权,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结束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只有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不怕牺牲的勇气去冲击党禁,才有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还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他们的勇气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国民主党1998年虽被镇压,她的中坚力量甚至付出了岁月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顽强地存在了,中国民主党不论在国内、海外,都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消灭不了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中共政权所最不愿意看到和惧怕的事实。

   所以,他们要“枪打出头鸟”、“擒敌先擒王”;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环境,策划和制造出了“四至五个假民主党”,几乎一律都冠以“中国民主党”的称谓;有一个即便不冠“中国民主党”的称谓,在他们申请“假政治庇护”时,也填写“中国民主党”的称谓。这些,中共政权在海外策划和制造的 “四、五个假民主党”,表面上也会争风吃醋,内里却成犄角之势,相互配合;即便一个败露了,还有另外的补上。他们一方面败坏中国民主党的声誉;另一方面,伺机取而代之。其中,最为嚣张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所谓主席王军就扬言:说不定哪一天,是我们把徐文立开除出中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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