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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民运人士对民运圈极度失望等网文两则

   

网文两则(修改稿)

徐水良

2008-6-6

1、很多真民运人士已经对民运圈极度失望。

   近来中国重大事件中,中国国内和海外民运的大多数,起的作用都很小。起作用是老百姓,尤其是网民。

   在这个狭义民运圈中,目前对国内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只是这个圈子中的少数人。

   现在这个圈子,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为民运圈自己自我呼吁、自我作秀、自我造势和搞欺诈政庇挣钱的呼吁民运,作秀民运,造势民运,政庇诈骗民运。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变革,关系不大。

   由于中共地下势力的作用,这个圈子四分五裂。但这个圈子又占据了政治“反对派”的位置,从而控制反对派的后来者,使后来者难以摆脱这个圈子。但这个圈子很多人却不干、或者干不了、干不好政治反对派的事情,不少人成为中共暗中的帮手,使狭义民运圈成为沦陷区,阻碍了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如果不考虑这个民运圈未来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政坛的负面作用,国内、海外民运圈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问题是现在和未来,它可能会起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所以还必须加以关注。

   但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中国分裂如果指的是各地自治,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当然不错。但如果指的是分裂成多个国家,纠纷不断,恐怕不是中国人之福。

   

2、世界上哪有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

   我们都是十多年坐牢,还有十多年每天几十人、几辆十几辆汽车跟监。而且这种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监,家里被安装窃听器,等等,几乎是公开的,你没有任何隐私,当然非常恐怖。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到杭州,杭州市公安局找上门来,说他们警力不足,只有两三辆汽车十几个人对我们跟监,所以我们必须乘坐他们的汽车,去探亲访友,不乘他们的汽车,就要将我们送回南京。结果,我们只好用一二天时间匆匆访问了一二个亲友,连老家也不去,就回南京了。警力不足又要抽这么多人搞毫无疑义的跟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然而,你既然要在中国当反对派、搞民运,你就得承担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恐怖和风险。你不愿承担,你就不要当反对派搞民运。

   而且,我们当时甚至被剥夺谋生的权利,你找什么工作,公安都要捣乱,使你失去工作。捣乱不成,就把你抓起来。

   我就因为到家乡工作,被他们判处行政拘留。我打行政官司,法院的人全部来旁听,我自己辩护。辩论结束休息,法院的人议论纷纷,都说我赢了,公安局输了。但结果休息后宣判,却判我败诉。法院的人回到办公室,很多人大骂,说这样还有什么法律、法制。我在法院有熟人,告诉我这些情况。承办的法官,也再三向我致歉,说这是上级的意思,他们已经为我极尽了力,但没有办法。

   所以中共根本就不会讲理。

   你既然要做异议人士,你就得事先有准备。1973年我投入民运,就是准备被杀头的。后来一生坎坷,穷困潦倒,,天天为生计发愁,还要遭受种种难以想象的迫害和苦难。确实可以把很多人逼疯。大凡这种时候,我就来个阿Q精神,自我安慰:总比当时丢脑袋强!这样一想,也就心理平衡了。

   前一段时间,胡内奸一再对他主子建议,说“MC徐不死,运难不止”,他的MC徐,指在下,我们俩人品绝对对立,所以他把我当不共戴天的仇人;运难即民运之难。他也就是向主子建议,让在下死亡,甚至宣布“MC徐已经死了”,公开贴到网上。以便敦促中共情报机构,通过暗杀办法,消灭在下,扫除障碍,实现他们组建中共地下势力控制的(特务线人的)“统一民运”的梦想。

   上海国保及其著名三内奸,平时一再用笔名、化名,漫天制造没有影子的低级谣言。但有时,他们的东西,有少数却有一定程度的真实依据。他们一再发出叫嚣,说要暗杀,要“公审”在下,消灭在下,并且用确凿的信号,用别人谁也不知道、仅仅我大学同班同学知道、现在只有几个同学才会提及的我的绰号威胁我,表示他们已进入司法程序,准备“公审”,已经向我同学作过调查。这个信号一下子以第一共和名义发出,傅大将军,董明等另外几个上海国保特务或特务小组的参与张贴,发到网上。上海国保的目的,显然是要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王雍罡及在海外的上海国保小特务,当然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这个绰号,只有现在还在国内的我的很少几个同学可能讲到这一绰号,因此只能是上海国保调查的结果,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告诉我,他们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不久就会“公审”。从而对我起到威胁作用。他们的这次调查,当然应该是像中共当局过去的历次调查一样的结果:“浙江那边对你一片赞扬,徐水良你欺骗作用不小!”那时,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为我辩护,与公安吵架;浙大党委书记黄固亲自写证明:徐水良是个难得的人才,建议提拔重用;我入狱后,浙大老师同学多次为我募捐,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这种调查,对中共的司法结果不起作用,他们不过是做个司法调查的样子,表示经过司法程序,企图避免他们自己在未来,为他们的暗杀担负刑事责任。因此,他们对我的暗杀威胁,是清楚明显的。

   所以,这段时间,我仍然是这样想:现在丢脑袋,比1973年时丢脑袋,赚了几十年。

   过去和现在,民运圈一些人既要投机出风头,又不想担风险,结果不少人就搞“民运新思维”,即与中共合作搞民运。但世界上哪有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

   尤其是当局历来封杀体制外,把体制外的老虎关到笼子里,山中无老虎,某些浅薄的人,才得以故作惊人之语、猴子称大王、哗众取宠出大名,所以,他们的投机性特别强。

   正如大参考李洪宽先生所说:“整个中共王朝就是这么过来的。冒出头的,都不是最好的。”历来被封杀的体制外的人才、文章和思想,比体制内的,深刻得多了。这些好的东西被封杀了,作者被判重刑了,关到笼子里了,山中无老虎了,那些人、那些东西,才得以出头、出名。食髓知味,他们的投机性、以惊人之语出风头的特性,就来得更加厉害。用“民运新思维”和中共合作、按中共意图搞民运,现在竟然成为普遍风气。他们往往依靠中共故意制造的、为他们扩大影响、或者为他们制造假象,企图证明他们没有充当线人,为他们保驾护航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或者对他们的特殊“批判”、或者对他们的关关放放,来扩大他们的影响,为他们制造知名度,为他们制造声势。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似乎很有效,在他们身上似乎已经实现好多年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再一次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既投机又不担风险的好事!

   (说明:我不是说反对派与中共及中共内部各派别完全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但是,这只有中共及其各派别改变其极权专制立场后,才有可能。并且必须是公开的,受全体反对派监督的,不是暗箱作业的,最重要的,必须是对中国民主事业有利的,而不是损害中国民主事业的。)


此文于2008年06月0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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