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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阳光下的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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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啊摇回家

    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记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的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复原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但如何是安息呢。200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 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为一个社会。

   30年前,站起来的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30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23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他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国人?亚洲人?谁料这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笼罩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地上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写上: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的一位。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这样存活,直到安抵天家。

   2008-5-20于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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