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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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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王元化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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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
·当搜救犬也成为英雄
·“瓮安事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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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王元化先生的在天之灵

来源:人与人权
    我最为悲伤的,不是先生肉体的离去,而是先生带走本该留下的精神遗产,让内心的大彻大悟与先生身体一起火化了,变成一缕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散!
   去年10月28日,包遵信先生去世。今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在上海病逝。本想写篇悼念文字,题目就叫《老顽童贾植芳》,但文章刚开了个头,就因其它事情搁下了。没想到,5月9日又传来王元化先生去世的噩耗,马上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06年11月2日去上海,后面还有两辆警车跟踪,但我还是与沙叶新、钱文忠一起看望了病榻上的先生。

   人老了,总有撑不住的一天,对于那些体力日衰、疾病缠身的老人,死亡不啻为最好的解脱。元化先生88岁,已经活到尽天年的岁数,平静地撒手人寰,本不足哀。中国有“红白喜事”的传统,结婚是“红喜”,寿终正寝是“白喜”。两千多年前,看透生死的庄子,为妻子之死“击缶而歌”。
   但,元化先生这代知识人遭逢中国最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在1949年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他们对毛泽东的热心追随与历尽磨难后的幡然醒悟,其太过坎坷的命运和不俗的思维能力,本该留下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思想遗产。遗憾的是,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还未完成,对现实的焦虑并未释然,对未来的期望仍然遥遥无期,故而,对元化先生的去世,我还是不胜唏嘘!何况,我本人与元化先生还有过二十年的交往。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最早知道元化先生,是读大学本科时。因喜欢老诗人牛汉先生,看了点儿“胡风案”的资料,记住了北京的胡风分子路翎、绿原、谢韬、徐放、刘雪苇、杜谷等人,上海的胡风分子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彭柏山、张中晓、耿庸等人。吉林大学本科毕业,进北师大读文艺学硕士,我的论文是中国古典美学,必须细读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是古文论的重中之重,需反复读原著、注释和相关文献,由此细读了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了解到这本书是先生劫后余生的果实。掩卷之余,既有收获,也有感悟。
   由学术上的神交到师生间的面谈,中间大约有六年。第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20年前的1988年,请元化先生出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当初,本来抱着试试的态度去请,没想到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还在荡漾,教委主任何东昌对我读博士颇为不悦,开始还不同意我进行论文答辩。在我的导师和北师大校方的力争下,教委勉强同意答辩,但要审查聘请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按当时的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只需要六位教授,最初聘请的除了元化先生之外,还请了人大教授蒋培坤先生、四川师院教授高尔泰先生,《中国》月刊主编牛汉先生、复旦教授蒋孔阳先生、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但教委认为这些教授大都是自由化分子,要求必须增加四个他们认为“坚持马列”的教授,于是答辩委员会增加了北师大教授张紫晨、社科院研究员吴元迈、华东师大教授张德林和人大教授郑国诠。后来,因蒋孔阳先生骨折,只能送来论文的审阅意见而无法前来参加答辩,所以我论文答辩时,参加答辩的委员仅为九人。
   即便在答辩委员会掺了沙子,教委还是不放心,答辩当天专门派来两人“旁听”,着实让我的导师捏了一把汗。但有元化先生的坐镇,有前六位委员提交同意授予博士学位的审议书,后加入的几位教授和教委派来的两个人,在讨论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的论文便顺利通过。
   创办《新启蒙》和《学术集林》
   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陪着元化先生拜访了王若水等几位老友。期间,也有师生两人相处的机会,可以听元化先生无拘无束的谈天。回上海前夕,先生向我谈起他正在筹办的《新启蒙》论丛,每册集中讨论一个主题,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先生说,最初他为这个杂志起的名字是《时与潮》,后来接受了“小老包”(包遵信)的意见,改为《新启蒙》。先生向我约稿,我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写出了《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寄给先生,发表于1988年10月出版的《新启蒙》创刊号。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未消,中宣部由极左派把持,但元化先生在为创刊号写的"编后"却颇有气节:"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989年2月《新启蒙》第三册出版,为了扩大影响,元化先生来北京参加《新启蒙》论丛的发行会,地点在“都乐书屋”。当时,我在美国,无缘参加,但后来听包遵信先生说起过此次会议,因为包先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与会者大都是颇有名望的知识人,而且大都是在前不久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整肃的“自由化分子”。所以,会议引起外国驻京媒体关注,也必然引起党国衙门的关注。会场内有不少外国记者,会场外有不少便衣警察。会议进行期间,方励之先生来了。他作为被邓小平点名的头号“自由化分子”,马上成为会议中心。他的发言主要谈到写给邓小平的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希望知识界把争取人权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因为出席会议的大都是知识界的敏感人物,加之香港媒体纷纷报道此次会议,甚至有媒体用了“反对党的先声”的标题,还把与《新启蒙》的创办完全无关的方励之说成是《新启蒙》的创办人,这也就必然引起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和安全机构的高度警戒。老左王忍之主政的中宣部借机发难,把这次会议上纲为“新启蒙运动”,说什么“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就这样,《新启蒙》上了官权的黑名单,湖南教育出版社受到压力,虽经元化先生出面斡旋,论丛总算没有被封杀,但紧接着的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只出了四册的《新启蒙》的末日随之降临。《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刊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该报告在讲到引发“动乱”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了“新启蒙沙龙活动”(《新启蒙》发行会),将其作为“动乱”源之一。之后,上海媒体也公开发文提到1988年末《新启蒙》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新启蒙与现代化"研讨会,把这次会议定性为“上海动乱”的起点。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还专程前往上海,想整肃主编王元化,后因上海方面的抵制而未果。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被撤职。与此同时,极左文人程代熙和李希凡对《新启蒙》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性质”的刊物。
   《新启蒙》的夭折,让元化先生不得不沉寂一段时间,但他很快重新振作,创办了《学术集林》,从1994年10月创刊持续到1998年11月,共十五卷。
   六四后,大陆知识界出现反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王元化在1993年发表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也对现代思想史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但他的反思与李泽厚等人的反思不同。他不同意李泽厚1994年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认为,学术与思想并非有你无我,而是相辅相成。“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由此,元化先生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在知识界颇受好评。
   反激进主义思潮,虽然其中也有言之成理的一面,但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有矫枉过正的倾向,把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所有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勺烩,统统归入必须加以反对的激进主义之列。且不说这样的反思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仅就当时大恐怖背景下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状况而言,反激进主义说辞肯定有“犬儒主义”的一面。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元化先生也加入这场论战,写出了为“五四精神”辩护的长文《关于五四的思考》。元化先生认为:五四精神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民粹主义等,不应该继承。在他看来,五四最大的思想成就是“人的觉醒”,这觉醒所造就的“五四精神”,不仅仅是“民主与科学”,还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五四的反传统绝非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反传统,对传统的态度也并非全然激进,而是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一代都是学贯中西之人,他们在号召砸碎作为皇权意识形态代表的“孔家店”的同时,也对皇权时代非主流传统进行挖掘,特别是他们用新方法来整理与研究国故,对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胡适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开拓性贡献,不仅仅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更重要是他以现代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
   如果说,《新启蒙》时期的元化先生代表着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那么《学术集林》时期的元化先生开辟了九十年代反思思潮的另一洞天。
   幸福的童年与半世纪的苦恋先生的一生,可谓“幸福的童年”,“革命的青年”、“美满的姻缘”、“厄运的中年”、“学术的壮年”和“公共的晚年”。聊天时,我本想多听听先生1949年后的遭遇与感受,但在先生的漫谈中,谈的最少的是成年后的经历,包括厄运的突降以及二十多年的屈辱生活,也包括文革结束后的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经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看到元化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身陷胡风案时的感受。他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
   元化先生谈的最多的是清华园里那段“幸福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又幸运地在清华园中渡过了童年。慈爱、开明、博学的父母和宁静、典雅、自由的清华园,是元化先生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要把自己在上海的书房命名为“沪上清园”。1921年,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受聘到清华大学教英文,未满周岁的元化便随父母来到清华园南院12号,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为邻。这里的自由气息很适合发挥孩子那无拘无束的天性,这里的学术格调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童年元化对清华诸大师最深的记忆,不是他们渊博的学识,而是王国维脑后的小辫子。孩提时追在大师身后高喊“王小辫”的开心,积淀成对大师的人格与学问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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