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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坎坷律师生涯》第二章:灭顶之灾

《我的坎坷律师生涯》第二章:灭顶之灾
   
    郭国汀著
    「幸运所需的是美德是节制,厄运所需的美德是坚忍」。逆境时常成为弱者心安理得地向命运屈服的藉口,厄运往往成为强者与命运抗争、奋力拚搏的契机。多数人一生一帆风顺,平淡无奇;不少人曲折坎坷,九死一生;许多人历经磨难,磨砰了棱角、磨掉了斗志,最终听任命运摆布,随波逐流;唯有那些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的人,才有可能驾驭命运之舟,越过急流险滩,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功成名就而爱情失意者有之,得到爱却碌碌无为者亦有之,唯既有辉煌的事业又有甜蜜的爱情两全者甚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古今中外无数英雄豪杰为了爱情,不惜赴汤蹈火,许多动人心弦的爱情诗篇,记载了人们的美好追求。然而因为寻觅真情、挚爱反遭恋人无情抛弃,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者虽较为鲜见,我竟不幸成了其中的一个。

    从性格上说,我是个诚实、自信、刚毅、坚强的人,同时又很轻信,还有些虚荣。母亲的「听毛主席的话,做个勤劳、诚实的好孩子」的教诲,儿时读的:「狼来 了」、「铁杵磨成针」、「孔融让梨」等课文,以及数十年的长跑训练,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从骨子里看,我是个热情奔放,外刚内柔,情感丰富的男子汉。 一方面,多情善感,对他人的点滴关心、帮助、鼓励、支持铭记在心有恩必报;另一方面,不畏强权不唯权势一生唯真理是从,无论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也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从不低下高傲的头。就本质而言,我则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真、善、爱,因为我认为宇宙的本质正是爱,从不记仇,也从不思报复,即便对迫害过自己的混战也能以宽宏之心原谅之。对爱情的憧憬则是理想化的,这也许注定了我在爱情生活中要扮演悲剧角色。
    对事业的追求我确有一股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因而几乎总是能够过关斩将,攻克堡垒;对爱情的追求则缺乏耐心、执著、过分的自尊和虚荣,导致我屡北屡战。1984年的「精神病风波」,彻底摧毁了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在昔日女友眼中则成了「四等残废」。然而我始终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不仅能在事业上进取,也能找到那颗能信任和理解我的心。
    1985年7月初,我以一封英文信应一则特殊的征婚广告,认识了北国一位经历与我相似的芙蓉姑娘(她原名土味十足,故我给她起名[芙蓉],芙蓉出于污泥而不染,故我希望她也能有出水芙蓉的高洁晶莹),她是名敬业且医术高超的眼科医生,不但容貌出众,而且热情如火。起初10天半月一封的情书,不久就变成两天一封,情话越来越热,爱情与日俱增,很快我们便双双堕入情网,畅游在爱河中不可自拔,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相互写了近百封情真意切、热情洋溢的情书。阅读这些情书成为我最大的享受,两度专程北国相聚,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海誓山盟,非尔莫嫁,非汝不娶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自然也发生了青年男女在热恋中犹如干柴遇烈火发生的事。结婚已摆上议事日程,而我一生奉行的绝对诚实准则,令我必须于婚前把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告诉她。1986年1月10日晚,我花了数小时,详细地把我如何思考哲学、法理,如何将自然科学原理与社会科学原理联系起来比较分析,以及一一论证得出的结论向她讲述,我还将发明一个数学公式告诉她让她印证,她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称是。最后我坦诚地告诉她因此我被误当作[精神分裂症]患者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她则表示完全理解我的想法,甚至说我是天才。当时还真把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自己真的觅到了真情挚爱。可是事隔两月,情形便急转直下,初时她来信渐稀,继而于1986年5月10日邮来断交函,因对她极为信任,故我当日回了一封长信,指出导致我们长期无法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事制度极为落后反动,并指出吾国之[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虚假的民主,真实的专制。并在信中称我天注定是要干大事业者,旨在说服她相信我决非等闲之辈,为挽回正在失去的爱情而作最后的努力,但她却于6月初发来最后通牒,若我不同意解除婚约,她将永远不给我回信,迫于无奈我只得同意了她提出的双方友好分手的决定。
   
《我的坎坷律师生涯》第二章:灭顶之灾

   郭国汀律师在法国巴黎圣母院
    失恋的痛苦并不好受,我深知根源在于那场使我名誉扫地的[精神病]风波,恰在此时,我又得知厦门大学党委在讨论我的调动问题时一位副校长提出异议认为我没有硕士文凭又没有中级职称不宜调进重点大学而拒我于门外,这使我决心重新报考研究生。结果轻松地通过了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专业(朱曾杰教授为导师)研究生考试。原以为十拿九稳,可以实现研究生、学者梦了,岂料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我从事业的高峰推下了令我绝望的万丈深渊。
    芙蓉姑娘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在与我相恋的同时她与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研究生保持着联系,而当我如实告知我的[精神病史]后,她在未与我分手之前便与之相恋,同时她也准备考研究生,不料力不从心而名落孙山。与此同时那位研究生因另有新欢而抛弃了她。芙蓉姑娘突然遇事业和爱情鸡飞蛋打的双重打击,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损伤因而不知所措,她误以为我诚实相告的[精神病]风波之事纯属杜撰,目的是借口抛弃她。加之在他人的挑唆下,她把自己的不幸的责任一概推诿给我,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对我发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诬告:先向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控告我玩弄他人感情,因受到主任谭成祖的鼓励,她竟将指控迅速升级成:流氓强奸!并分别向中国司法部、福建省司法厅、公安部、厦门大学等单位邮奇控告材料要求追究我的刑事责任[1]。而这一切,直到监察处长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我坦然告诉处长我与芙蓉姑娘确实有过一段真诚的恋情,但并非我玩弄他人感情,而是她抛弃了我。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福建省司法厅指派林军先生和另一位政治处的干部前往芙蓉姑娘处调查核实,结果证实我所说的完全属实。司法厅分管律师的洪进宝副厅长找我谈话,说若是反右时你肯定是右派。吾答:反右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他数次要我写检讨,因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过错故断然拒绝。不久谭成祖主任擅自以福建对外律师事务所名义上报司法厅对我「取消律师资格、行政警告处分」的建议[2],理由则是我在给芙蓉姑娘的情书中发表了「对人事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满的言论」、「写了下流话」。此建议竟然被司法厅以红头文件批准通报全省司法系统并报司法部。这是我第二次臭名远扬。许多人正是从通报中首次闻郭国汀的大名。
    经过3年多艰苦努力,我好不容易刚从[精神病]风波的严重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却又遭受了一场寒透脊梁骨的重创——宣判了我政治生涯的死刑。
    我未料到堂堂司法部竟能做出如此荒唐的非法处罚。该处分以私人感情纠纷和私人信件为根据,明显违法、违宪,严重侵犯了本人的通信自由权、名誉权和隐私权。我深知申诉之难不亚于「上青天」,但我还是写了一份情理并重、法律为据的申诉书强力声辩。然后躲进陋室,埋头撰文、译书去了。结果利用1年多的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现代提单的法律与实务》和《审判的艺术》两本专著,发表了数10篇论文案析评论。在许多了解、同情我不幸遭遇朋友诸如赵修果主任、林顺生主任、陈立达处长的帮助支持下,我的律师资格于1年后得到恢复。实际上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主办了一起令我终身为之骄傲和自豪的涉外大案,即闻名全国的中国首例涉外预借提单侵权争议案。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远未结束,热衷政治运动的遗风犹存,政治处的党奴党棍们对整人之事乐不思蜀。接著连续3年我要求报考研究生,要求参加赴英进修律师考试,均被司法厅魏厅长无理拒绝,他的女儿留学美国,却装模作样对我说要安心工作在中国一样能为国家做贡献!1990年我第四次要求报考研究生总算被批准,结果再次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按理说我是考生中素质较高的一个,已办理近百起各类案件,其中海事、海商、涉外经济案多起,发表论文、译著等20余篇(册)。然而上海海运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却均拒我于门外。一打听方知素有[笑面虎]之誉的政治处曾长春处长在我的政审材料上做了大手脚:"此人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他竟背地里在我的政审评语上如此批注。而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培养的正是涉外法律人材!知悉此情后令我义愤填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此我当即请调泉州华侨大学、福建省社科院,我找了华桥大学庄善益校长和福建社科院组织处,开始他们都表示欢迎,可一看档案便打退堂鼓。这种认档不认人的做法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前途!其实在中共一党专制体制中,所有的体制内单位无一例外受中共撑控,当然不可能有例外。
    在政治处以整我为乐事的同时,我却赢得了众多师长、同事、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1987年我报考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导师是朱曾杰教授,我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信告诉了朱教授,他不仅没有冷落我,反而不顾年事已高,公务繁忙,抽空为我的《现代提单的法律与实务》译稿进行了认真的审校,纠正了不少错译。同时朱教授还时常写信勉励我继续努力,为我国的律师事业和海商法研究多作贡献。朱教授的真诚关心成为我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的精神支柱。游劝荣律师、李伟民律师、林华榕律师也时常鼓励我继续走自己的路。尤其感人的是我的专案调查组成员林军先生,他在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之后,毅然向市府主要领导推荐我为习近平市长秘书[3],因为市长需要一位精通法律、熟练掌握英语且文笔较好的秘书。我不知道还有甚么能比这种信任更可贵的了。如果我们的人事干部、领导都能像林军先生那样真诚待人、信任人,我们的事业肯定要兴旺发达得多。林顺生主任力排众议,聘请我为「福建涉外律师培训班」两次举办国际贸易法讲座;还聘我为首批福建律师赴港学习考察班讲授律师实务(英语)。庄仲希主任出于信任又让我主办了「进口5000吨智利鱼粉品质纠纷案」和「海关首例败诉的特大行政诉讼案」。侯立主任则顶住层层压力将我从司法厅调至福建省镇企业局创办的福建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同时放手让我单枪匹马飞越太平洋赴加拿大温哥华和蒙特利尔主办了一起国际商事仲裁案,并圆满地解决了这起复杂的国际贸易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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