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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故我在/我做故我在——有感于齐家贞悼父文

   
   西哲笛卡尔有名言曰:我思故我在。思维乃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之主要特点,思维停止,人之生命力殆尽矣。
   
   仿此,我说故我在/我做故我在,更应成立。说需动口,做需动手,较思费劲,尤显示其生命力。
   

   读齐家贞悼父文,深感一股强大生命力充溢其间。齐尊周先生在中共牢狱中饱受煎熬23年而不屈已属难能,更令人感佩者,以72岁高龄勇闯西方世界,终于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为子女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如此业绩,堪称罕有其匹。
   
   齐先生何以能在耋耄之年于大洋彼岸创造奇迹呢?窃以为,除美国具备各尽所能、自由竞争的有利条件外,端赖其坚韧不拔之意志。而此种意志并非天生,与其早年即投身铁路工作,特别是出国深造,加入“美国铁路高级人员协会”,此类团体的成员,真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精神境界与小农经济下小私有者判若天壤,也是江泽民所标榜的“三个代表”根本无法比拟的。
   
   齐家贞将亡父比作“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雄鹰”,这使我想起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的普加乔夫。这是备受俄罗斯人称颂的一位农奴起义领袖。小说里有个细节,描绘普加乔夫在被追捕途中遇到暴风雪,一个年轻的上尉救了他。他对这个出身贵族但生性善良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的抱负,表示要像一只雄鹰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如果环境恶劣,遭到挫折,宁愿冻饿而死,也决不放弃尊严,与鸡犬为伍,苟且偷生。
   
   普希金是以饱满的激情塑造这个传奇人物的。文字极为生动感人,拍成电影更是声情并茂,令观众恻然动容。可是,普加乔夫的形象虽然富于艺术感染力,他所领导的农奴起义,却并非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与此相反,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包括齐先生在内,从西方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的栋梁,在抗战救国的事业中卓有贡献。可是,毛入主中南海之后却把他们视为异己,强行洗脑。违抗者一律施以残酷迫害。齐先生即属最早受整肃者。
   
   不过,极权可以将不同政见者关押以至杀害,却未必能够彻底摧毁其理念。林昭的事例固然证明这一点,齐先生的事迹是又一例证。
   
   作为中共暴政的受害者,我们幸存的人就要像齐先生一样,珍惜有生之年,能说的就去说,告诉人们历史真相;能做的就去做,干一件两件有益的事,为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民主,保障人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众志成城,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定能冲破黑暗,迎来明媚的新天!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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